《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知其不可而为之”不仅是孔子的自我认识,也是他留给他人的执着印象,连一个小小的看门人都知道,孔子是个明知难以实现仍要坚持不懈于梦想的人。
已知结果难以如愿,却仍要孜孜以求,不免有些悲壮的意味。求的过程明显要比不知结果更加艰辛,甚至含有绝望的成分。但凡还有希望,总是更能激发胜利的信心,因此会生出奋斗的力量。一般而言,人们只愿意为了可能成功的事业而努力,没有多少人会为毫无把握的事业而献身。敢于飞蛾扑火,勇于鞠躬尽瘁,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必大丈夫,真英雄,因为他们只重过程,不问结果,根本不在乎世俗定义的成败得失。在他们心中,只要力取,便已胜利,过程即是结果。对于他们而言,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虽然有些壮烈,但却是泪如雨下中的鲜花盛开,是沉重叹息中的自在圆满。我们也许会为他们未竟之事业感到遗憾,而于他们自己未必不是一种自足和解脱。
能践行“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无非出于几种考虑。或者是为道义。推行道义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伟业,说服天下接受自己的主张,难处不可想象,非常人所能行。孔子周游列国,正是要游说各国君主接受他的儒家思想,虽然他知道成功率微乎其微,但他还是坚持一试,历尽千辛万苦,虽然未果,但天下都知道他推行的儒道,实际上,孔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思想虽未成为当时的治国方略,却影响了千秋万古。
或者是为情义。情到深处,不得不然,知其不可,仍要一往无前,否则,便辜负了情义,背叛了自我。豫让刺杀赵简子便是“士为知己者死”。豫让是战国四大刺客之一,跻身智伯门下后受到尊宠,称他为国士。智伯伐赵襄子没有成功,被赵襄子击败身亡。 豫让想为智伯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查,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又捕获豫让,豫让知道非死不可,于是恳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让其刺穿以完成心愿;赵襄子答应了要求,豫让拔剑连刺衣服三次,然后自杀。豫让知道以己之力,要刺杀戒卫森严的赵简子,成功率是极小的。况且,智伯待他为国士,说明他是个具有远见卓识之人,而不是个职业杀手。作为刺客,豫让无疑是非专业的。但是为了那份知己之情,他必须舍命一搏,成败在其次,只要付诸实践,已经完成了使命,无愧于故人,此生便可无怨无悔。
或者是为承诺。古人重然诺,有时甚于生命,明明知道难以成功,仍要勉励为之。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都是为了兑现承诺。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于白帝城答应刘备的临终托孤,不能不忠义奋发,鞠躬尽瘁。以诸葛亮之聪明,不可能不清楚,阿斗是永远扶不起来的。而蜀军自关羽失了荆州,刘备败于江东,已无独自北伐中原的力量。然而他仍要六伐中原,不过是要尽到一个臣子的责任,兑现对刘备的承诺。姜维也一样,他深知,以诸葛亮之智,尚不能北伐成功,何况自己,且此时蜀中人才更加凋零,自保都不足,更不用说北伐。但是为了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他一定要竭尽全力,知其不可而为之。
或者是为信念。信念坚定者,不在乎名利,不在乎成败,甚至不在乎生死。只要为了信念,哪怕明知是死,也会赴汤蹈火。文天祥便是此类人的代表。文天祥本是一介书生,宋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元兵大举进攻南宋时,文天祥在家乡聚兵抗元。次年临安被围,文天祥奉命赴敌营议和,因坚持抗争被拘,后得以脱逃,转战赣闽粤,虽心知凭一己之力,难以扭转乾坤,但仍坚定信念。后兵败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说,此时后悔仍可做丞相,文天祥答道:吾事毕矣”,南向拜而赴死。后在他的袋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知其不可而为之,必有高于名利成败性命者,努力而为,杀身成仁,庶几完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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