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躲过考试
现在想来，令我超级喜悦的是四年级的期末考试被我们荣幸地躲开了。所以，我要感谢感谢帮助我们摘掉考试枷锁的大革命。
考试，是我最喜欢的脑力运动。不知道是哪根线搭错了，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之后，莫名其妙的我特别擅长背功。凡是需要在脑袋里记忆的东西，我能在短时间内记住，但这些背过的知识保留不了一周时间。我看过《三国演义》知道了一个叫张松的牛人，他的背功肯定在我之上。不是张松他优于我，而是我没有细心保养我的脑袋。
虽然如此，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中专，从中专到大学，从大学到硕士研究生，我竟能过关斩将，一点一点地用脑袋汲取需要应付考试的知识，然后再把这所有的知识扔进爪哇国去，不去理会。中国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这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翻版，虽然这种教育冠冕堂皇地占领着课堂，但我却异常的抵触与反感。一解压抑之气的美好时光终于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进入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份，北京城彻底热闹起来了。一九六六年的那个夏天，天气出奇的褥热。毒毒的日头光闪闪地挂在头顶，让人窒息难耐。兴化西里街区的树木刚刚种下，基本没有树荫乘凉。在兴化西里满街区游荡的我们，溜着楼边的阴凉走，希图能够让凉爽盖住头顶。
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周邓。讨论发布通知的政某治某局扩大会议就是刘主持召开的。而领袖则出了北京，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享受荡漾的湖水和美丽的湖光山影。
发布通知，是领袖批准的。成立文某革某小组，是领袖批准的。向北京各大高校派遣工作组，也是领袖批准的。
那个时候我虽然年纪小，但我终于知道了一个秘密：领袖的夫人是江。领袖把夫人放出来了，让她作为文某革的一成员领导大革命。我们心里有数，领袖这个伟大舵手真的太好了。为了保证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他居然牺牲了家庭保障了国家。这是一种何等令人赞叹的高风亮节呀！
有一天上课，我卖弄地与坐在我前面的小美女郑晓欧说：郑晓欧，你知道文某革小组成立了吗？郑晓欧点点头，五十年前的郑晓欧这个女孩比较内向，沉默寡言，点头和摇头成为她的惯常动作。我问道：你知道领袖的老婆是谁吗？郑晓欧点点头，然后轻声说道，先是杨某慧，后是贺某珍，现在是江。我佩服，当时我都不知道贺某珍是谁。我接着问道：你知道江现在干嘛呢？郑晓欧又点点头，说道：她是领袖的秘书。我问道：还有呢？郑晓欧看着我，没有说话。两只大眼睛里面充满了两汪晶莹剔透的清水，一眼见底，纯真无邪。
我阴谋地笑了笑，终于我可以卖弄了。我对郑晓欧说：现在江是文某革小组副组长，专门被领袖派过来领导大革命。郑晓欧崇拜地看着我。看来，我省吃俭用订《北京日报》真的没有白订。
五月底，北京大学出了一个聂元梓，写了一份大字报。聂元梓这个女人不是好人，是个投机者。她在延安的时候就惯常投机取巧，是政治上的托洛斯基分子。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大学乱了。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组长姓张，好像叫张承先。他犹如救火队长，力图想把北京大学的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但是，新成立的文革小组不会坐在那里吃干饭。康和江都过去了，对聂元梓给予最大的支持。
天，还是那般燥热，屋子里像个蒸笼。就在六月份的某一天晚上，我遵循我的习惯在收音机前听《新闻和报纸摘要》。突然，我听到了播音员播放领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领袖竟然也写了大字报。现在细细回顾起来，五十年前那天晚上的情景历历在目，好像就在昨天。时间倥偬，岁月流梭，不知不觉间五十年过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当时中央一线领导人刘邓来说，是特别难熬的日子。领袖回京了。虽然派工作组是他同意的，但现在看来，那是他的策略，就是让刘邓在文革的舞台上来表演。领袖回京后，狠狠数落了派工作组的做法。于是，派驻北京各大高校的工作组撤了回来，各大高校又重新乱了起来。
高校带头，北京的中学和小学也不会闲着。于是，学校的大字报有多了起来，其内容从批判邓吴廖改为北京大学聂元梓引导的批判方向，即批判各个单位的负责人。我们的批判对象也指向小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和一些教师。
聂元梓的大字报得到领袖的首肯，表明文某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后来发展的轨道来说，聂元梓大字报引导的那个阶段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领袖的最终目的，是打倒与他对立的那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之乱，与聂元梓有很大干系。
我们也向和平北路小学的校长等走资派开了火，贴了大字报。至今，我搞不清楚，和平北路小学的校长是谁？但教导主任我知道，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挺泼辣，挺有管理能力，也挺有威信的。
六月份的某一天，五六年级的十几个男女生，把那个女教导主任围在中间进行辩论，地点就在教学楼前的空场上。我与刘长贵孟庆祥等几个人围过去看热闹。辩论中间言语冲撞很厉害，女教导主任态度特别强硬，她认为考试是必须的，她左右不了是不是采用考试这种形式来测量大家的学习成绩。其实女教导主任说得有道理。但是十四五岁的孩子懂得啥？这帮孩子，自恃有领袖撑腰，认为造反有理。加之女教导主任言辞上有过激之处，于是，有一个叫戴诺夫的高个男孩子动手了，伸手就抽了女教导主任一巴掌。他一动手，其他人也接着动手。此时我在外围，不知鬼使神差以什么想法驱动，我也冲进人群中，伸手拧了女教导主任一把。手拧部位比较文明，就在她的左侧肩膀之上，但我听见女教导主任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动手而让她感到疼痛，还是别人与我同时动手让她感觉疼痛。为了这次动手，我自我折磨了整整五十年。
那个叫戴诺夫的人是六年级的学生，个头高大。他住在兴化西里九号楼，他有一个妹妹叫戴吉娜，是和平北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兄妹俩的名字似乎与苏联人的名字很相像，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留苏学生。在第聂伯河边相爱，在莫斯科大学草丛中播下爱情结晶，随即回国后在北京生下了壮头壮脑的男孩戴诺夫。似乎由于其父母的留苏经历，戴诺夫的个头很大，平时的表现很是野蛮。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叫戴列夫，挺有意思的。我如果有个孙子，一定叫孙托尔斯泰。因为中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名字必须两个字或者三个字。说笑了。
史永利，是和平北路小学的音乐老师，当时的岁数也就是二十多岁。他也在文革初期的运动中受到了冲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父亲是资本家。你从史永利的名字上可以看出端倪：史家的孩子永远获利。简称就是史永利。贴史永利大字报的主要是五年级的那帮男孩子，我并不知道史永利老师为了啥子原因得罪了五年级的这帮孩子。我也曾就此问题询问过林晓林。他也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
对于史永利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音乐课。音乐教室在三楼的尽东侧。教室里摆着四五十个课椅，是那种左侧带平面的课椅。教室正面是黑板和讲台桌。一架脚风琴放在讲台桌北侧。那时候学校里没有钢琴，用脚风琴代替伴奏也勉强说得过去。我转学过来的第一周就上了史永利的音乐课。我记得他把歌词歌谱抄在一张大字报纸上，让我们看着歌词与他学唱。歌曲的歌名我忘记了，但歌词我还隐隐约约记得：一人唱，歌不多，大家都唱歌才多。全国人民齐声唱，惊天动地镇山河。咯噔歹，咯噔歹，咯噔咯噔咯噔歹。我上百度去搜索，怎么搜也搜不到这首歌的歌名。无论如何印象深刻呀。
史永利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节音乐课是教我们学唱电影《地道战》主题曲。这首歌刚刚随着电影的播放传播开来，唱得我们血脉喷张激情豪迈。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史永利老师教的这首歌，五十年来伴随了我的半辈子。写到此时，我依稀看到史永利老师撅着嘴（他习惯唱歌撅嘴），弹着琴，他唱一句，我们跟一句。大家兴趣盎然，其乐融融。
可叹，史永利老师也被五年级学生贴了大字报，我还看见学生围着他激烈的辩论。估计让他说清楚，他为什么从资本家老婆的肚子里爬出来。后来，史永利老师没事了。据说原因很简单，他的造反派干姐姐臧改子说话了。所以，史永利就自由了，但从此也逍遥了。他是和平北路小学唯一的一个逍遥派。臧改子比史永利大两岁，他们都住在东四十条，是邻居加同事，俩人关系甚笃。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领袖的指挥下，在江康等人的推动下，文革继续深入地开展了。此时，我们虽然每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实际上是在学校里面自由自在地玩耍。因为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北京的中小学全部停课了。我们终于获得自由了！
按照惯常的安排，七月中旬放暑假，九月上旬开始上课。四年级的我自然而然地升入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开始上中学。然而，一些都打乱了。
我问杨淑华老师：杨老师，我们还安排期末考试吗？您告诉我们，我好准备功课。如果我的成绩拿不了双百，我爸爸要揍我，要罚站的。杨老师充满怜悯地看了我一眼：现在上面没有说不进行期末考试。你就按照考试来准备吧！我吐了一下舌头：看来只能这样了。于是，我在乱哄哄的教室里继续温习已经学过的算数和语文两门功课。
有一天，孟庆祥举着扫帚，踩着大家的课桌走了过来。他看见我仍然复习着功课，于是奇怪地问道：孙保兴，你干嘛看功课？我吼道：你下来，你踩大家的桌子，这算什么事？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我看见一些同学，包括一些女同学，听见孟庆祥的问话都看着我，似乎都在寻求某种答案。
于是，我把杨淑华老师说给我的话重新向大家学了一遍。对此，林晓林不以为然，尹成贵刘长贵还有孟庆祥都说我散布谣言，破坏正在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我想了想，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而杨淑华老师说的不靠谱。道理很简单，老师校长教导主任都挨斗了，谁来出考试题？谁来主持考试？用脑袋一想都能想出来。女生们也许不这样想，因为在后来的日子中，我看见郑晓欧郑兰英等女生们时不时地复习着功课，丝毫不为混乱不堪乌烟瘴气的教室气氛所分心所受扰。
写到此，五十年前的一副教室混乱图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弥：班主任杨老师背着手站在讲台桌旁，两只大辫子一前一后耷拉下来；男生们拿着扫帚簸箕和脸盆在教室里追逐打闹，女生们坐在课桌边小声地窃窃私语，只有那几个女生在埋头复习着功课。
上学没有事干，那么我们就找些事干。学校前面不是有座小庙改的住家吗？那就是我们的攻击点。也不知是谁传出来的消息：如果不是那座小庙里住的人家拒绝搬走，那么我们学校的操场面积就会很大，起码有一个标准的小学足球场，不亚于地坛小学的足球场。现在我们窝在了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由于正对着学校大门的一个小庙三家住户之所为。于是，愤怒的火焰由六年级的同学燃起，蔓延到四年级以上的各个面积。我们的报复手段很简单，就是准备了一堆堆大小不等的石块，潜伏下来，秘而不发，积蓄力量，以求一逞。终于在一天下午战斗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战斗的起因很简单。不知是六年级的哪些个混小子，把批判学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在了小庙的东墙上。如此便惹恼了住在小庙里的一个中年女人。第二天早晨，当这个女人发现了这张大字报之后，便跳着脚扯着嗓子对着来来往往上学的男女学生们破口大骂。骂人的语言特别粗野特别淫秽，于此便激怒了六年级的男生。
那天早晨，我正好呆在现场看热闹。虽然上课铃声已经拉响，但几乎没有人进入教室。我与尹成贵扒着铁栅栏站在那里，我们的脚下就是一小堆石头子。不知是谁吼叫一声：打丫的！此时，一幅壮观的场面展现在我的面前。只见天空当中如雨点似的石头子飞向了那个女人，飞向了那座小庙。显然，这是六年级的男生们扔向目标的石子。
女人的叫骂声嘎然而止。我看见那个女人落荒而逃，逃进了那座小庙不见了踪影。然而，愤怒的失去理智的学生们并没有停止攻击，仍然不停地向那座孤零零的小庙扔着石头。我只是看着，并没有动手。顶多是扯着即将变声的童音为六年级的男生们呐喊鼓劲。我欣喜地看到石头雨点噼噼啪啪地落在了小庙的屋顶上。
猛然间，从里面冲出来一个大汉，翻转着抬着一个八仙桌，用八仙桌的桌面挡住迎面扑来的石头子。在他的后面有一个个头不高的人弯腰跟进。在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大号弹弓，不时地向我方射击。
我们所有人，包括楼上窗户里看热闹的女生，被彻底激怒了。难道敌人还想反抗？对于反抗的敌人，只有采用更猛烈的攻击。我躲在一颗小树后面，也向这两个人扔着石头子。很遗憾，我的胳膊太细膂力不行，怎么扔石头也扔不远，四十米的距离是高抬我。那两个人并没有向学校发起攻击，而是在八仙桌的掩护下向着学校附近一片低矮破旧的民宅 ——前花园蜿蜒而去。他们俩是倒着离开的，八仙桌的桌面自始至终冲着学校的方向。
坏了，这两个人到前花园搬救兵去了。我们所忌惮的前花园的一帮野蛮人，将要大兵临境，血洗学校了！
据说，在清朝时期，安定门外有一座面积很大的祭坛，称作地坛。在地坛的北面靠近正对着城门楼的大街上有一座很大的宅院。这座宅院不是王府，因为王府都在北京城内的东城和西城，绝对不会建在城外。建在城外的宅院八成是兜里有钱的大户人家。
这座硕大府院的大致位置就在北京地坛中学（现在北京一四二中学）那座楼的地址上。宅院的后花园就是地坛中学的大操场，宅院前花园的位置就是那一片破旧的简陋的低矮的平房以及一座木材堆积场。看来前花园比后花园要大许多。这座木材厂堆积场的位置大致在蒋宅口渣滓坡医院的东侧。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家搬到兴化西里的时候，如果要去安定门方向，大多要穿过前花园及那个木材堆积场。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什么朝代，这座硕大的宅院不见了踪影。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东西消失得很快，消失得也很彻底，不见了一点踪迹，似乎这就是高雅的封建文化。有些东西，迅速成长起来，顽固地露出了头，占据着安定门外文化的一部分，似乎这就是粗鄙的平民文化。
宅院前花园的花花草草没有了，出现了第一间遮风挡雨的茅草屋，然后就是第二间，第三间，之后就是第五间第六间。茅草屋的数量迅速地扩大着，其范围也在迅速蔓延着。给皇宫和王府送水的送煤的送冰的，还有抬死人埋死人的的，等等，没有地方住的穷苦人们也知道抱团取暖的道理。他们不断地加入了前花园的队列，最早开始了暴利行业 —— 房地产行业的操作。李自成打入北京之后，城里的一些贫民从城里出来也加入了前花园的行列。他们娶妻生子，不知繁衍了多少代，才到了文革前的规模。
前花园的孩子特别粗野，特别能打架，也特别能抱团。为首的是三个胖，即大胖二胖和三胖。后来我与这三个胖中的三胖比较熟，得悉了这场战斗对方的一些内部情况。我后面还要写下来。
前花园的男孩子大多以捡破烂为生，他们捡破烂的交通工具就是轴承小三轮车，车上放着一个筐，他们将双手按住筐上俯卧身子轮流用双脚驱动，飞也似地快捷。看到路面上有破纸时，他们会在行进中用手中的叉子插在目标上，然后放置在筐子里。所有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总的来说，我们兴化西里的孩子不愿意招惹前花园的男孩子，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太强悍，我们真的惹不起。
危机迫在眉睫。在小庙中的两个人冒着枪林弹雨奔向前花园之后，我们都感觉自己的后心发凉了。我们光顾着快乐了发泄了，没有考虑该小庙与前花园的关系。他们是唇亡齿寒，唇齿相依，即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于是，片刻之前还英勇无比的战士们，全都为鸟兽散，躲在各自的教室里，躲在清纯无邪的小女生的身后。只有具备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方显出超乎常人的镇定与智慧，他就是六年级一班的普通一员， 我们的刘青同志。
刘青是和平北路小学的一个知名人物，是学生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在他的身上，有很多令人回味的故事。后面我们还要专门提及。
刘青坦然地对着溃逃到教室里的戴诺夫和马良等人说道：你们不要躲，躲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戴诺夫问道：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说应该怎么办？你让学校老师出面保护我们，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没有精力和能力保护我们。只有到地坛中学求救！这是避免前花园匪徒血（夸张了哈）洗我们学校的唯一办法。刘青镇定地说到，就好像诸葛孔明在江东舌战群儒。
刘青怎么做的，我们就不去想了。最终刘青肩负重任，翻墙到了地坛中学找了一个地下坛主，让他摆平前花园的土匪们。
当小庙逃出来的两个人辗转找到大胖的时候，大胖正在与前花园的美女大妮儿聊如何在前花园开展文化大革命呢！他们的兴趣正在盎然之中。小庙的俩人不管不顾地与大胖哭诉小庙住家遭到的枪林弹雨袭击，全然不顾及大胖的感觉。这时，三胖走到了大胖跟前，听见了小庙俩人挑唆大胖道：他们还说了，灭了小庙后再灭前花园。要把前花园所有的捡破烂车归到一起，点把火烧掉。还说让大妮儿到学校当清洁工。小庙俩人狠狠地给大胖的心头撒了一把盐。他们知道大胖特别在乎大妮儿。
大胖愤怒了。他吩咐三胖到前花园的园前园后搜罗人马，然后围攻和平北路小学。恰恰就在这时，来自地坛中学的鸡毛信到了，而且比小说《鸡毛信》里海娃保管的鸡毛信多了一根鸡毛，即是带有四根鸡毛的特急信件。上面写了八个字：见信如面，毋当枪使。于是，大胖不顾小庙俩人的苦苦哀求，放弃了围攻和平北路小学的行动。和平北路小学得救了！ 刘青，六年级一个普通的同学，终于脱颖而出了。
平静的生活终于不再平静了。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大字报在和平北路小学周边的几个区域狂贴了起来：化工部办公大楼、建筑科学研究院、林业部、民族出版社以及三环路边的化工学院。我们游荡在上述区域观看大字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动态。此时，一件让我们欢呼雀跃的告示出现在大楼大厅：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我校各年级的期末考试停考，以鼓励同学们深入到文革的第一线，参加这场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欣喜异常，满怀激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们终于躲过了期末考试。但愿所有的考试离我们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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