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起了我把头埋在小海身下的时候,恶心得想吐。我说你可以走,你走了,我就从 14 楼跳下去。这是彻底的失望。在小海说他要走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别说爱了,我连钱都没有。在这场同居生活里,我是全额付房租的那个。
那晚我像是一个蹩脚的戏剧演员,相继表演了崩溃大哭、假装释然、破口大骂、摇尾乞怜,最后小海答应跟我再去看一场电影。我买了电影票,散场后又请他吃了饭。一个人回家的路上,我给阿正打了电话。电话接通了,他语气自然地像是跟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寒暄。我说,你东西还在我这,来取吗?
事实证明,治愈失恋的最好办法是马上开展一段新的恋情,如果没有新的,可以再续一段旧的。
那一年,是我人生中彻底的庸碌期。我白天打发着时间上班,晚上回家看电影打发时间,偶尔跟阿正见面。大部分的见面就像是暴雨那晚的一再循环,做爱,吵架,摔门而出,我打电话央求他回来,他便回来。
很快就是新年,阿正带我去江浙那一带玩。在围困住钱塘江大潮的堤坝上,阿正问我想不想去见他的爸妈。我这才知道,这里就是他的老家。阿正的爸妈都是小学老师,我拿着一次性筷子吃了几口家常菜后早早上床,阿正跟我一屋,我报复式地要他跟我做爱。
新年过后,从微信共同好友的朋友圈里我得知了小海的消息。他又去了一家 NGO 工作,我背出他的微信号,重新添加了好友。黑暗中,开关啪嗒一声打开了。
在阿正发现我跟小海的聊天记录前,我跟小海已经回到了过去那种撩拨挑逗和欲拒还迎的相处模式。对我来说,阿正的暴怒来得太迟,像是斩首之后才到的免死金牌。这一次,他先对我提了分手。
2017 年的春天,我一个人搬了家,跟一个陌生人合租。我住在小小的次卧,房间里摆满了奢侈品的手袋。工作清闲到快干不下去的时候,我辞了职,像每一个自诩为文艺青年的无业游民一样,没钱时待在家里看书,有钱时去旅行。在每个文艺青年必将去朝圣的西藏,我险些被开黑摩托车的藏民强暴,我交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并把银行卡的余额悉数转出。睡在上下铺的青旅里,听着隔壁女生的打鼾声,我给小海发了消息,回复短短八个字,没事就好,早点休息。我再次哭着给阿正打电话,挂了电话后,阿正发短信给我,已为我订好了第二天回京的机票。
我回京时,正是九月金秋。我用东拼西凑的钱住进了一个四合院杂院。秋末,院子里不知谁种的石榴树结了果,阿正来看我,我偷摘了两个,分给他吃,很甜。那是无忧无虑的两个月,从没住过胡同平房的我,并不知道马上要到来的是冷彻入骨的寒冬,连水管都能被冻裂。也无法预见在新年前的某天,小海在微信上跟我说,他买的比特币大涨,足够请我去任何一个看得上的馆子吃饭。我说,真有钱了?不如请我吃个麦当劳外卖。一个小时后,有人敲门,我开了门,站在门口的是小海,他笑了笑,手里拿着满满一袋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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