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

一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命运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或者关心过的问题。

中国的老话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这在我们这个广泛信奉着“性格决定命运”、“成功要靠自己”的时代里越发成为被人唾弃的“封建糟粕”了。

真的是祖先的经验不再可靠了吗？

千百年人生经验的积累，难道就被时下的励志读物轻易推翻了吗？

所谓励志读物，无非是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不成功的人炮制给更不成功的人精神鸦片。而在漫无边际的鸦片世界之外，也有一些人作过相当认真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奈特就曾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调查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结论：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的出身，其次是运气，个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

法兰西学院院士、被称为“法国最后一名知识分子”的布迪厄也用自己的研究印证了相似的结论。

出身，如果不是决定了一切的话，至少决定了你大半部分的人生。那些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只是小概率事件罢了。

你也可以变成天鹅，正如你也可以买中彩票。人们从来只愿意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结论，而无论这样的结论是否禁得起严苛的论证，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奈特和布迪厄的研究抛诸脑后，但是，本文的主人公，他绝对应该是个例外：在全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几个人有着比他更加优越的出身呢？

追溯起这位贵公子的出身，还颇有几分复杂。很多书里，还有网上，都说容若是一位“满族词人”--事实上这是大有疑问的，这个满族的身份，其实只是容若的“政治成份”，他属于满洲正黄旗，而除此之外，无论从传统的角度还是从现代的角度，他都不是满人。从血缘上看，容若是蒙古人，本来属于土默特氏，这一支蒙古部族征服了满洲的那拉氏，于是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心理，放弃了土默特氏这个本姓，改用了被征服者的姓氏。

纳兰性德的“纳兰”就是“那拉”的另一种汉译，也只有精通汉文化、完全以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才可能把那拉、纳腊译成“纳兰”这样一个美丽的汉名。

从容若以“纳兰”来称呼自己姓氏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汉人。

不，这绝对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说法。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从两千年前就已经超越了狭隘的血统论，而以文化论取代之。

华夷之辨虽然极严，但华夏不是永远的华夏，夷狄也不是永远的夷狄：如果华夏放弃了自家的衣冠礼义，就会堕落为夷狄；同样的，夷狄只要吸纳了华夏的衣冠礼义，也就摆脱了夷狄的身份，而进诸于华夏。

我们的祖先，心胸是何等的宽广！我们在历代的史料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阐释，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把文化界定为区分华夷的唯一标准。

宋代方凤《夷俗考》提出“人性之善，无间夷夏”，之所以有夷夏之别，是性相近而习相远，只要被感化于我们伟大的华夏文化，夷狄便也是华夏；南宋春秋学的一代宗师胡安国也在《春秋传》里这样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还有心学的祖师陆九渊，他也和胡安国一样激愤于南宋政权的偏安之局，在讲授《春秋》的时候借古讽今，大谈“圣人贵中国、贱夷狄”，但他马上就作出清晰的说明，说这并不是圣人对中国有所偏私，中国之所以卓越，不是因为地理，不是因为血缘，而仅仅是因为礼义文化。

这就是正统的儒学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拿这个标杆来衡量自己、衡量别人。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桀骜不驯的汉人愿意与容若这个“侵略者的一员”倾心相交，只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儒家，容若是真正的汉人。

相反，那些背弃了华夏文化的人，即便血管里流淌着最纯正的汉族血液，却已经变成了夷狄。我们高贵的华夏文化，常会让最有才华的异族人深深拜服，也常会被自家人轻易抛弃。

纳兰性德，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一起奇异的死亡事件中与汉文化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此后的三十一年生命，仿佛都在固执地沿着一条再无旁人看得见的轨道，远离了他的血脉，远离了他那白山黑水的根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