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论

陶扬鸿

儒家有三辨：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华夷之辨也，皆辨之极严而不容乱者，泯此一辨，即非儒家。何为华，何为夷？华者，华夏也，唐儒孔颖达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夷者，夷狄也，野蛮乏礼义之谓夷狄。自轩辕垂衣裳而治，作礼乐，明宪章，而始分华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继之，未有替也。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闻以夏变夷者，未闻以夷变夏者也。”船山曰：“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大矣哉！立天立地立人，以为纲维，防禽之杂于人，夷之杂于华，小人之杂于君子，圣人扶长人类、华夏、君子之意也。禽杂于人，则人极毁；夷杂于华，则礼教陵；小人杂于君子，则天理灭，如草之杂于禾，而禾叶萎。故圣人防之至严，不容紊乱。《易》曰：“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与物同生，而有灵蠢之异；华与夷同长，而有文野之别；君子与小人同居，而有义利之分，不可不分，不分则乱。人不与禽同行，华不与夷同居，君子不与小人同学，岂若彼浮屠以众生平等，狗子皆有佛性，而混之不分，取之无择乎！

华夷之辨垂自黄帝，而深明其辨者，则自孔子。昔者周之衰也，犬戎侵，镐京沦，东都徙，纲纽失，王室衰微，诸侯放恣，战乱不止，篡弑相寻。孔子惧，作《春秋》，有微言，有大义，而大义严乎华夷之辨。内中夏而外夷狄，褒君子而贬小人。君子降为小人，斥之以名；诸侯若用夷礼，贬去其爵，盖华夷之辨尤甚于君子小人之辨也。桓文以霸道威诸侯，而《春秋》褒之，为能尊王攮夷也。华夷之辨，古今之通义也。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管仲能辅桓公拒楚伐狄也，非管仲，则中土几沦于夷狄之乡，中夏之服为右衽，夷狄之服为左衽也。于是见圣人于华夷之辨，辨之极严；于族类之危，忧之至深，所以作《春秋》而垂之万世，俾后人以为防也。孟子乃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驱猛兽，兼夷狄之功。大患不在诸侯，而在夷狄。周有犬戎之乱，汉有匈奴之逼，西晋沦于五胡，宋明亡于蒙满，讵非史之殷鉴哉！于是而见圣人之忧及万世也。君臣至重也，惟有君召臣，未有臣召君，而晋文召周王于河阳，坏君臣之礼也，而孔子进之，知攮夷之大于君臣之义也，虽逆于君，而顺于华，圣人不以此过易彼功，大其功而略其过，岂若后世小儒死守君臣之义，而毁夷夏之防哉！善继孔子斯义者，莫过于王船山，船山《读通鉴论》以桓温虽篡，犹贤于戴异族为君也，温有废帝之逆，而褒其复蜀之功。今人或以华夷之辨为封建糟粕者，岂知其为昭大义，保族类之法典乎！

华夷之辨不可不严，严之以扶长中夏，宽之则启夷狄之僭，而生蹈天之祸。汉武帝，三代以后第一雄主也，采春秋华夷之辨，用公羊九世复仇之义，反击匈奴，逐及漠北，功继桓文，防汉亡于匈奴，故武帝虽有劳民之罪，而汉之群臣犹进世宗庙号，《汉书》表其雄材大略，彼时尚明华夷之辨也。而自浮屠进，以众生皆有佛性，则华夷不分内外；万物皆为平等，则人禽奚有贵贱？裂地维，毁人极，魏晋遂徙匈奴入内，与华同居，乱夷夏之防，流无穷之祸，而知船山辟佛，诚有深因也。呜呼！华夷之辨，圣人垂之于万世，而浮屠灭之于一朝，其罪大矣！浮屠原出天竺，胡人贵之，而引入中国，彼以西方为极乐，岂有华夷内外之别？彼以出世为终极，岂有天下治乱之忧？本为胡教，何有于华夷之义？胡人引之，汉之败类尊之，遂溃夷夏之防，而导五胡之乱也。

今之学者或以华夷之辨止在文化，谓“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呜呼！此伪儒许衡谄蒙元之言，乱夷夏之防，恶足信哉！华夷之辨亦有三辨：辨文化、辨民族、辨地域。文化别礼义，民族异血气，地域分内外。杞用夷礼则贬之，楚近夷俗则拒之，辨于文化也；桓公救燕伐狄，《春秋》大其功，辨于民族也；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辨于地域也。善哉船山之言华夷曰：“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若徒以文化地域辨华夷，则元魏、北周、辽、金、元、清、日本皆用华夏文化，或居华夏之地，而可许之为华夏乎？曾国藩之愚忠，助满清灭太平，挟既胜之威，而惮于反清，知有文化，而不知有民族也，彼岂明华夷之辨哉！伪儒许其卫道，谬矣。满清入寇，剃发易服，日本、朝鲜犹袭华夏衣冠，则斥清之华夷变态，而以中华自居，而世固不以中华视之，彼实偏居孤岛，在诸夏之外也。至于“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杞用夷礼，楚近夷俗，圣人固贬之，贬其用夷礼，近夷俗，而非以杞楚为夷狄也，书称杞子，楚子，而异于称夏外为北狄、东夷也，安可不辨乎？故夏用夷礼，圣人鄙之而非绝之，夷侵诸夏，则在所必摈。元清伪儒侮圣言，鬻道统于夷狄，而进夷狄为华夏，使康乾几于文、武，犬豕厕于羲、农，诚孔子之罪人，《春秋》大义所必诛也！

或曰华夷不分内外，引《孟子》书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疑非孟子之言，尽信书不如无书，盖遭后世伪儒篡改以媚夷狄，雍正帝引此言以驳吕留良，可知也。虞舜、文王皆黄帝之裔，所居处中原之外，而固与夷狄有别，非东夷西夷之人也，奚足以为据哉！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是盗入室而奉以为主，鄙哉！乱春秋之大义，亵圣人之微言，罪不可逭矣！

或曰：“华夷之辨，封建时代落后之观念也，自诩为华，而视周边民族为夷，是狭隘自大，且具种族岐视，乃种族主义，君复引之，其意何在？”

则答曰：华夷之辨，古今之通义也，岂因时代而易哉？圣人所以保卫族类文明，不使族类文明亡于蛮族也。中国之所以屹立至今，不似古希腊、古罗马之亡于蛮族，一蹶不振，亦不似古印度之亡于雅利安，百代为奴，犹太之灭国，千年漂泊，华夷之辨有以维之也。华夷之辨，贵华贱夷，以华夏有礼义，夷狄无礼义也，以夷为耻，则拒夷甚深，耻染夷俗，耻奉夷狄为君。虽有败类之儒奉夷狄为君，而主流之士固耻戴之，春秋之义必将贬之也，故华夏危而复安，亡而复起，以蒙古之横暴，满清之阴鸷，亦不能终使汉人戴之，俟其衰微，则乘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近世孙中山之口号也，而今人多已忘之矣。贵华夏，贱夷狄，以华夏礼备，夷狄礼不备，有文野之别，抑夏亲而夷疏，岂圣人私其族哉？人之爱人必先爱其父母，人之情也，仁之始也，可谓之狭乎？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谓之悖德；则人之爱天下必先爱其族类，亦人之情也，治之始也，则亦不可谓之狭也，不爱其族而爱天下则为乱仁。华夷之辨，华族所以自爱自卫也，而固不侵夷，天下太平，则可与夷和也。所以视四周为夷者，诚以周边文明皆远不及中国，故名之为夷，若罗马帝国，文明近于中国，则称大秦，而不以夷狄视之也，何有于种族岐视？华夷之辨且大于今之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惟有民族情感，而华夷之辨不但含民族主义，且含文明精神，夷狄猾夏，固攮之，夏用夷礼，亦贬之，文明野蛮之辨也，岂可比于泰西种族主义哉！夷狄猾夏，夏之耻也，而文明亦因滞退，揆之蒙古灭宋，满清灭明，我华夏文明乃日退而不进，故船山曰：“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则华夷，不容不辨也，辨之以攮夷狄之侵；夷狄，不可不攮也，攮之以保华夏之文。自晋宋以降，中夏亡于夷狄者数，忽夷夏之防也。今日复倡华夷之辨，欲以继春秋之义，复兴华夏；鉴宋明之亡，深防外族，以之自尊自信，使我华夏复卓立于寰宇，此志士之共勖也！

吾作《华夷论》，就九九谓余曰：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实则指文化融合，而非分明华夷。近人陈寅恪先生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时则夷华共振之局面， 而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时对当时之呐喊，当初之夷人都明君治国，而诸夏之国却无贤君，实欲向夷借鉴，且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则是楚地，此当时之被诸夏称夷者，试问，如君言不必学夷，孔子何必闻韶乐？

至于王夫之言论实在不敢恭维，且王夫之《黄书》请顾及其社会，且至于夷华杂居问题，何朝无夷华不同居？自九夷授夏爵位，时夷华以不断交流，至于春秋大义，当应注重于礼法问题，而非华夷问题，至于夷人汉化，汉人夷化，实在于交流，春秋大义，在于礼法问题，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此为大义。至于华夷，实孔子之慨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局面，又忧心无人用如管仲之人(此为孔子本人)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亦与感叹管仲之思想同，而不与彻底分清华夷同。且齐国自开国则顺应当地民俗，时华夷杂交之所在，王桐玲《中国民族史》亦言血统混合交通频繁之结果，汉族遂产出五大国，五大国者，齐，楚，燕，秦，晋。可观汉族实无种族界限，对于外民族之杂居内地者，向无歧视之见。

魏征曾谏："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遂被太宗皇帝拒绝，也是由于华根本无明确夷人划分，至于王夫之所处时代，略言则是因少数民族之威迫，遂于学术界产生狭隘，宋代胡安国《春秋传》为风气开始，固王夫之言论偏激，显而易见。而自清朝使，我国呈皇室(夷狄)，士大夫，平民三阶级，如孔子言，则皇室知耻近乎勇，士大夫好学近乎知，平民力行近乎仁。(参考《清流传》)

如言胡乱，则言五胡时期，然石勒言曹，司马，狐媚以取天下也。如此观之，则孔子大义所伐之人，实该魏晋，而非五胡，《汉晋春秋》则与之类似。至于孟子言舜东夷，赵岐注：“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且史记及三家注言论，舜早年活动确在东夷，君以尽信书不如无书辩解，实自欺欺人。总总言之，则自古华夷以杂，以礼辨认则是确实，君以种族论华夷，时称笑尔，劝君当删此文，多读些书，在客观谈之，莫成笑料。

余答曰：华夷之辨有三辨，一辨文化，二辨民族，三辨地域，吾文中已明言之矣，而君独绳文化之辨，何其偏也！孟子之言，辨于文化也，正为所包。而曰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为两种不相上下之文化平等交流互补也，华之文备，夷之文不备，以夏变夷，华夏同化夷狄，野蛮进于文明也；以夷变夏，夷狄同化华夏，文明退于野蛮也。夏变夷，无夷矣；夷变夏，无夏矣，岂为文化融合哉！陈氏之论，血统肤浅之论也，注入蛮人之血，而重启新机，是谓华夏之强，赖夷人血液补助耶？是以华夏之血为不足矣。汉代无夷人血液注入，何能威震四夷，重启文运？而隋唐之强不及周汉，虽有一时之盛，而其后来之弊愈趋于弱，数为夷狄所搏噬，陵于契丹、辱于女真，亡于蒙古、满洲，其间亦注入契丹女真蒙满等悍族之血，而未见汉人因之复启新机，再败于西洋日本，其血液之助何在？如此浅陋荒谬之论，君乃引之，何其无识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固哀天下之无统，诸侯争战，天子不能制，而终不舍夏以就夷也。一时蹭蹬，欲居九夷，而终不居之，居九夷亦以哀中国之礼乐崩坏不可救，欲教化夷狄也，以野人可因质而成文，岂学夷哉？《论语》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案《说文》曰：“韶，虞舜乐也。”《尚书·虞书》曰：“箫韶九成。”《汉书·礼乐志》：“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韶》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朱子《四书集注》注此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又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而未尽善也。”《韶》言舜，《武》言武王也。《韶》明为虞舜之乐，而君谓为楚乐，可谓无知之甚！即为楚乐，而楚文化为夷，其族则犹黄帝之裔，《春秋》于中国外楚，而于四夷则内楚也。曰“君言不必学夷”，不知吾何有此言？还请指示。

自汉以后，学者于华夷多辨文化，不辨民族，故有夷入中国尊孔学汉，则认之为君，此俗语所谓“有奶便是娘”，是盗入室，与之同居同食而认之为父也，岂不鄙哉！故船山晓然以民族辨华夷，从根本上攮夷，杜绝认賊作父之弊，韪哉！晓明华夷之辨，未有如王船山者也！华夷同居，所以诫夷之乱华也，虽历代不免，而或有严宽之别，魏武徙鲜卑、匈奴入内，而种下五胡乱华之祸根，岂可不防哉！春秋大义，固重礼法，华夷亦恶可不重也？孔子痛礼乐崩坏，而于四夷侵夏，亦颇致其意，不然何大齐桓公伐北狄救燕之功？夫子曰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华夷亦名矣，正齐桓公伐狄之功，直名狄而不名其国，而于秦楚则名其国，秦楚虽染夷俗，中国拒之，而固与四夷有别也。《春秋》书楚伐陆浑，王船山曰：“楚者，于周为夷狄，非天下万世之夷狄也。陆浑之戎，天下万世之夷狄也……圣人见微知著，内楚以外夷。地之经，天之纪，于此焉定矣。”于周为夷狄，染夷俗，无礼乐之教也。天下万世之夷狄，则言语饮食，婚葬器具皆与华夷，贪戾粗野，无君臣父子之礼。《春秋》本尊王攮夷之旨，尊王，明一统也；攮夷，伸中夏也。夷之悍者，侵吾土，残吾民，杀之不为虐，夷之善者，可与交流和谐相处。至于华夷之争，则不容无界也。周朝本宗法社会，大封诸侯，所封者多为姬氏，而又皆炎黄之裔也，于夷何有哉？而徒以文化，而无血统之争乎？大封姬氏，而合九州之地；封圣王之裔，而大启四面之扩，影响深远矣。

魏政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言于太宗，太宗拒之，而后受突厥之患，太宗悔之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王船山之论，岂为狭隘？人有亲疏远近之别，圣人笃其亲而及人，厚其近而及远，岂如墨子之兼爱无别哉？他人侵汝家之财，汝可无立场，与家人共抗乎？则夷之侵夏，亦岂可无立场，与国人共拒乎？王船山正此义也，何狭隘之有！笃亲而及人，厚近而及远，圣人之顺人情，亦合天理也。父母之生养，兄弟之相联，于我甚重，则先爱之，未有不爱父母兄弟而能爱他人者也，未有不爱己之民族而爱他族也，人情天理，岂可悖哉？而何狭隘之有！

曹马之篡，君臣之伦倒也；五胡之乱，华夷之防裂也。而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义，王船山谓君臣之义为一时之大义，而华夷之辨为古今之通义也。船山谓桓温抗表伐李势，刘裕抗表伐南燕，而天下之义伸，论者援温以责裕，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所谓一时之大义，弑君篡国，一世之罪人也，祸当世。古今之通义，引夷乱华，万世之罪人也，祸万世。晋文王召周襄王，可谓逆于君，而大其攮夷之功，圣人轻重之审也，义有大小长短，岂可不辨哉？曹马篡代，五胡乱华，有内外之分，谁之祸重？伐曹马而不伐五胡，春秋大义，只于此哉？于轻重甚不审矣。王船山痛言使桓温成功而篡，犹贤于戴夷类为君，岂有夷狄可治中国哉？夷治华，必使华夏文化退化，观之元、清，真吾中国之痛史，文化之浩劫也！譬如汝之兄败坏汝之家，而有盗贼侵汝家园，汝独伐汝兄，而不伐盗贼？兄虽恶，犹亲也，盗则非亲，而乃仇亲甚于仇盗乎？

曹马虽篡，犹为汉人，治中国，五胡异族，胥为乱耳，岂可舍五胡而独伐曹马哉！甚矣，汝之愚谬！如独以文化论华夷，则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沐浴，多与中国文化同，彼亦颇尊孔子，尚儒学，则日本侵华，当迎而受其治，何反抗日？诚以民族立场，民族大义，内外之分，不可无也。吾以文化，民族，地域三辨，论之全者也；汝独以文化论华夷，论之偏者也！汝论当休，何反责吾，令吾删此文？以文化辨华夷，重文化之传承，保护文化之不受野蛮之摧毁也；以民族辨华夷，保吾族类，不受异族之侵也。地域之辨，则保吾国土，不为外人所占也，皆为大义，君何独持文化之论，而以民族地域可无乎！呜呼！此义不明，抗清义士遭诬矣，宋明之覆辙，安保不复蹈乎？

关于孟子言舜东夷之人，《史记》载：“舜，冀州人。”冀州，九州之一也，固夏域之内。舜又黄帝之裔，《史记》曰：“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圣子神孙，岂为夷人哉！若为夷人，则朴野无甚文化，何能代尧为帝？孟子欲明圣人王道无远近先进之分，言之不审耳，雍正帝引此言以驳反清之论，谓夷狄可治中国，何其狡哉！岂可为其所惑哉！《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不许夷狄治中国，使夷狄治中国，必为中国之祸也。

夷狄治华夏，必使衣冠倒置，礼乐废阙，文化遭摧毁之痛，汉人受奴役之苦，五胡乱华，羯赵治下，羯人可殴汉人，汉人不可殴羯人，石虎更加之以重役，死者甚众。蒙元之治，种分四等，儒为九下，辱汉愈甚。满清虽尊孔子，不过以科举笼络汉之士为之臣耳，而布文网甚密，篡改毁坏华夏典籍，文字狱频繁，吕留良案，明史案，言之痛心，四库全书虽名修书，毁书不亚于修书，触其忌者多为篡改，学者有“清修四库而古书亡”之叹。其为阴鸷，可胜道哉！世人多艳称康乾盛世，而当时学者唐甄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康乾盛世”且如此，况其末世哉！满清三百年文化几无足观，文狱兴而学术岐，考据盛而圣学晦，陵夷至今，中国因之落后于西洋，继之以西洋日本之侵，其为耻辱祸害，尚忍言哉！夷狄之不可治中国亦明矣！船山屡言夷狄之祸，以诫后人，慎勿奉夷狄为主哉！或疑难曰：中国之篡盗，其残毒生民，毁坏文礼，与夷狄相去几何？则曰：不然，中国之篡盗，其篡也，害于上而虐不及下，其盗也，既为帝，则视此民为吾民，不肆意虐之也，其初或不贤，而不害子孙为贤，同为汉人，则防之不如胡人之深，治之不如胡人之刻。而使夷狄主中国，必大肆其残虐，以立其威；大布其网禁，以强其权。既非同类，则虐使而无所恤，而猜防愈深，禁锢愈深，满清文字狱所以旷古也。故圣人于篡盗讨之，而于夷狄尤摈之，船山曰使桓温成功而篡，尤贤于戴异族为君。管仲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为绝对，非类虽有贤者，而于民族立场，必与华异，必不为吾民族着想，故不可不防也，春秋诸侯，异国尚异心，况异类乎！桓温犹可为治者也，而李自成，贼也，不可有为，然余亦以为使李自成成功而代明，犹贤于戴满清为君，自成虽非贤，而无对汉人之忌刻，子孙未必不贤。满清之君虽稍有惻隐之心，而终不改其一贯防汉抑汉之策也，然则孰能使夷狄与华夏一心治中国哉！绝不可使夷狄治中国也，圣人惕惕以此设此防，严此界，而后之败类乃坏之，延夷狄入中国为君，其得罪于圣人，毒极于中国，祸及万世，何如其大哉！

附：

读王船山《尚书引义》，亦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

呜呼！其故何哉？汉之代秦，犹能数秦之暴，《史记》列《陈胜世家》，表彰其反秦之功。蒙古之暴，过于秦，而又为夷类，明之伐元而复中华，正矣！乃尊元为正朔，贬陈友谅、张士诚，掩其反元之功，人之度量相去，如此之远哉！

功利兴而大义不明也！船山曰：“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推此，则事偏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吕留良之徒曾静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自秦汉以后，此义多不明，夷狄可君也。魏收尊索虏，宋濂饰蒙元，赵尔巽美满清，皆史家之耻也。朱子之贤，集注于此义亦不发，吕留良、曾静发之，难能矣！而莫明于船山。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妊矣。”许其尊王攮夷之功也。义有大小，华夷之义大，一时君臣之义小，圣人许其大，而略其小，攮夷大功足盖不死君之过，岂可复责君臣之义？ 后世多只知君臣之义，不知君臣之义上有华夷之义在，则或责其君臣之义，而没其攮夷之功，若责桓温、刘裕，可谓不公矣，责小而略大也。或赞其君臣之义，而掩其事夷之大垢。明太祖不知义也，于元不降之臣，死元之臣，皆褒之，欲以导臣之忠，而忘其事夷之大垢，实以害义，害华夷之大义。华夷大义，不可泯，义有大小，不可不辨。忠君，义也，忠于暴君，则不可，忠于夷狄，则大不可，不问其所忠，而皆褒之，失义矣！ 若飞廉、恶来，忠于殷纣者也，而周武王诛之，逆顺之分，助纣为虐，不可免也。明太祖之去周武王远矣，纣犹中国之君也，元则夷狄之廷也，忠于纣且诛之，忠于元乃褒之，则为恶者皆可以死君免恶，以忠君免诛矣！以小义害大义，太祖之不能继周汉也！

呜呼！士人之熏于利也，惟图一己之富贵，不问谁之为君，而皆事之，三代君臣多以义合，后世君臣多以利结，必至此也。故孟子首言仁义，吕留良四书讲义亦多辨义利，以为华夷之乱，根在义利之辨不明也，未立足于义，可盗贼，可夷狄也。 帝王之私也，欲长保其子孙万代，但欲臣之忠，不问臣之贤。而多防内，秦防六国之后，汉防功臣，宋明防武将，乃至后也，举天下授之夷狄，子孙陵夷之惨终不免也。古人曰：“择祸莫如轻。”尧舜之授圣人，贤于周之授强国，周之授强国贤于汉之授权臣，汉之授权臣贤于唐之授盗贼，唐之授盗贼贤于宋明之授夷狄。宋之亡于夷狄，明复之，而不知诫，复亡于夷狄，昧于华夷之大义，祸至如此！则义利安可不辨？义之大小，安可不分？今若不以宋明之亡为诫，以元清之恶为警，恐重蹈覆辙也。

船山曰：“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船山知宋之亡，身历明亡之痛，亲见满清寇华之恶，其为诸书，史论，论华夷，警诫后人至矣！读其书，可不记之，惕于心？吾辈其勉哉！努力正元清之史，如不能正，既为船山之徒，当继承阐发其华夷之辨！

就九九又曰：华夷之辨者三，何书出也？吾从小学四部旧学，未曾闻也。盖一民族之形成，历史所奠基，而成文化，文化之内，既为民族，此所谓民族性，固历史文化民族为之本位，至于民族，何辨？文化之辨而其他无。不知君何处弄此三辨，岂不是重复？而地域定文化，我国四境难度，固以汉为本体文化而他民族附，何有民族辨？君言我偏，真不知君从何而得三辨，民族者，只一文化耳。至于陈寅恪先生，中古史之最，其言论非指血液，而是指血液带文化相容，此不为君不懂其论？不懂而论，忌也。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理也，而君不懂而论，何其无知也！ 论语古注云:"有君无礼，有礼无君。"夷此时有礼而校也。又曰:"天子失官，官在四夷。"此又言当学夷矣。士子学习，由恐自大，此圣人好学于夷，今尔之言，颇高在上，何有学习之表现？且夷者，包氏云:"谓楚与吴。"此所以言学矣。时楚吴以霸而中原衰，岂能不学？宋鲁，商周也。亦为之奔走，君何差也？鲁之僭越，夷狄不如，发微曰:"不如灭亡之为愈。"春秋为国讳，固不点明。《金史》曾曰:"女真旧风【旧风可谓注意】虽不读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等不可忘也。"盖知孔子之民族观可谓"和平中正"，圣人之胸怀大也，此大群主义未曾偏颇，后人无圣人胸怀，论血统民族，多谬矣。 韶，见地理，南地，陈楚口音同，固南音皆定楚音，见傅斯年与钱穆。又舜东夷，陈奔齐，矣算是归其本。三月，音字之谬误也。君从之亦错。屈原之音，矣出于韶，盖韶与南音以久，固听南音也。君岂能不知？ 至于少数民族之代华，实以华也，二十四史可见，然又吸取夷也，如生活作风，此细节可知。而霍乱者何赖夷狄？周德衰，而曾弃镐京，后圣王复周德，而后幽王又衰，秦又复其德，而秦晋崤之战，秦归夷狄(参考谷梁传左氏传)，固秦夷狄者何，文化更变也。夫子曰正名，正名何？正名礼制。而正名华夷，判定之法亦以其礼法而判定。此三传详看则名。春秋前曰荆后曰楚，州名代国，贬低也。此亦不可不知，而后复归楚，此亦表其归礼法也。固华夷在文化，而孔子圣德，为之中和，此不可不知。春秋大义，尊王攘夷，为何？尊王，尊周礼也。攘夷，攘夷之无礼，固礼乐断定华夷，亦文化矣。固民族无须分辨，文化自然断定。 至于夷狄对于唐，关陇集团也。宇文凝汉胡之精英，定文化之本位，此史学共识。王夫之初期之文，文化辩也。后经亡国之痛，未免恨之满洲，固后辩，皆重血缘，曾国藩编王夫之之稿集，以时间排序，由此可以观明。且五胡十六国，汉人政权亦有，何以成为蛮夷？盖文化也。且黄帝炎帝，同族而文化互异，固成二族。后黄炎大战，文化并合，后世炎黄子孙，此所以也。固不破不立，不战不和，且史记曰:"共工变北狄，观兜变南蛮，三苗变西戎，鲧变东夷"此变族之证明，又世系问题，因记忆有限，不记史料多少，然我从小学史，犹记忆世系错乱，尧舜禹世系辈分对比可知。 又冀州之论，三家注无有此，恐后人乱之。今本商务印书馆校勘矣无。而夷狄，未曾曰无文化矣，且后代圣王贤臣，亦多出自四境，不可不知。固文化相容，而本位为汉为当时主流，至于当今，西学东学皆为世界最善之文化，由以矛盾论之，则既吸收西学亦吸收旧学，在吸收中蜕变，固我国吸收佛学而变一次，吸收西学而变一次，当今文化走向，在于吾等少年，虽曰辩论，然君子不争，由望可以与君为友。 附:梁启超先生说过，清代的学术最初破坏颇大而建树无多，所以王夫之为时代所限，且因学业，书本无有，只可靠之记忆，错字必然，犹望见谅。

驳曰：华夷之辨三源于圣人所作《春秋》，吾总结出也，吾《华夷论》已言之矣，曰：“文化别礼义，民族异血气，地域分内外。杞用夷礼则贬之，楚近夷俗则拒之，辨于文化也；桓公救燕伐狄，《春秋》大其功，辨于民族也；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辨于地域也。”民族之形成，血液为其基础，土壤为其环境，文化成其组织。未有缺一而可成一民族，传承长久也，先有民族而后有文化，民族创造文化也。华夷之辨始于民族之辨，民族之辨基于种类之分，自有生以来，未有不分类也，分类以相别，而不相乱也。人禽不分，则禽杂于人，而人沦于禽兽之道矣！华夷不分，则夷乱于华，而华夏沦为夷狄之道矣！礼莫重于义，义莫大于分。有分则有相护，《礼》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鸟兽尚能爱护其类，而况人乎？血气愈近者愈亲，自然之理也。

民族之辨，岂独在文化？若独在文化，则侵入中国之女真、满洲、鲜卑，邻于中国之日本、朝鲜皆用中国文化，可皆谓华夏民族乎？然君子必以为夷狄而斥之，疾其猖狂而摈之，不欲引为同类也。战国之中山国，亦用周礼也，而诸夏皆外之而灭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管仲之深虑，春秋之大防，虽用吾华夏之礼，而未必与吾华夏同心也，然则民族岂可独以文化辨乎！独以文化辨，又英法同文，而为同族乎？甚矣！君之肤泛而不分也！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此地域之辨也，内周而外楚，内楚而外四夷，吾已言之矣，君犹疑之，岂不读春秋乎？华夏居中，故称中国。中国能屹立世界，创造此悠久广大之文化，为能据此得天独厚之地，禀天地之清气，而为华夏，其气全也，而文化礼义皆优于四夷；夷狄所居土地不如中国之博厚，所受气候不如中国之中和，而所禀之气不如中国之清明，气偏也，故不及中国文化之备，礼义之大。而其悍戾不知父母，野蛮而逞杀戮，强则为寇，虐我边民；弱则卑伏，乞我恩养。圣人知其难化，故严夷夏之防，而判内外；忧其为祸，故建封邦之制，以相支辅。 陈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非血液而何？血液而带文化，然则血液为主，君主文化论，又引陈之血液论，岂非自相矛盾？不指血液，又曰血液带文化相容，吾不知君之逻辑！然则其中有血液之论，不可否认矣，新机重启，乃融合塞外蛮血之功，则血液不可忽矣。肯定蛮血之功，而无视华夏血液，何耶？吾未闻人可无血液而活，则民族亦不能无血液而繁衍，民族恶可无血液，而独以文化立乎？ 关于论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颖达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若如君言，则当言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尚书》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船山曰：“言四裔之边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守之也。”未闻官在四夷，君篡改古书耶？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用夷变夏者。”自古贵夏贱夷，华夏为礼义之中心，称为华夏，固贵矣！称为夷狄，则贱矣！何舍华夏而学夷狄耶？学夷，楚学陆浑乎？汉学匈奴乎？吴楚虽强，而圣人不许为伯，以其近夷俗也；鲁虽弱，而圣人亲周王鲁，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以鲁犹秉周礼，周礼多在鲁，为文化礼义之中心，齐虽大国，犹不及也，上虽僭，政虽乱，风俗犹厚于诸夏。 《史记·儒林传》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可见遗风之久。君何势力，以强弱为褒贬？然则近代中国之弱，英法德美之强，则当弃中国文化以学英法德美之文化耶？君何言之鄙！洋奴者惟势力是视，则轻中国而崇西洋，乃欲打倒祖宗文化而全盘西化矣。《发微》曰：“不如灭亡之为愈。”斯言何其忍而鄙哉！然孔子何为而遣弟子子贡救鲁，而晚年归鲁，亲周王鲁哉？鲁之亡，华夏礼义更荡然矣，以其僭越衰弱而曰当灭亡，中国近代亦甚弱矣，亦不如灭亡耶？呜呼！此岂有人心者之言乎！君何引之！宋与楚战，楚执宋公，而圣人不许其执，胡氏春秋传曰：“言释宋公者，宋方主会而蛮夷执而伐之，以其俘获来遗，是夷狄反为中国主，禽兽将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变，春秋之所谨也。”不以势力为褒贬也。若曰僭，孰若楚之僭？子爵而称王，抗周天子，鲁有弑君者，而无弑父者，而楚则穆王弑其父成王，举国不非焉，而侵陵诸侯之罪，春秋严贬之矣。鲁之弑君，亦惟隐公耳，三桓专政，而不敢弑君也，未若楚弑君之多也。而楚成王公然纳甥，楚平王纳媳逐子之丑，此实夷狄之道也，鲁无是也，以礼法大义责衰弱，犹秉周礼之鲁，何不责强横无道，荡弃伦礼之楚？ 且楚吴霸，中原未衰也，齐晋为伯，楚不能问鼎中原，齐桓公折楚觊觎之心，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绝楚之侵，晋楚争霸，互有胜负，而晋之胜多，惟楚庄王胜晋耳，而不能霸有中原，侵陈而有之，旋又取之，攻宋而不下，亦去之。而楚共王与晋战，乃为晋人所射，致使盲一眼，辱楚之威，孰谓中原衰乎！晋之强，秦楚不能侵也。虽战国分为赵魏韩三国，而武灵王、李牧犹能以区区之赵灭中山，威服匈奴，与秦争雄。赵之衰也，秦亦难破赵。周之衰也，晋占天下之半，久为伯长，其强也，冠于诸侯矣，惜后三卿专政，晋分为三，而不能御秦之入关矣，晋为一，强秦岂能掠有天下哉！

吴虽强横一时，而不久，亡于越，何足慕也？楚之强，春秋陵中国，而战国辱于秦，况不可以势力为褒贬乎！鲁虽弱，而其俗之温厚，彬彬有礼，实为华夏正统，非齐晋所及，况秦楚吴越之近夷乎！《春秋》之主鲁而严贬秦楚，为鲁为礼义之中心，而秦楚近夷也。鲁之弱，过于文也，盖如宋明之过于文而弱，鲁灭于楚，宋明灭于蒙满，然未有贬鲁而褒楚，谓宋明为夷狄之不如也，不如夷狄者，武力也，夷狄强而野蛮，华夏弱而文明。可以势力论，崇野蛮而贬文明乎？然圣人生于鲁，大贤生于宋明，而不生于楚蒙满，元清，鲁之礼义，宋明之文化所薰育也，楚蒙满不及也。秦楚虽强，而君子贬之；鲁虽弱，而圣人主之。君子崇礼不崇势也。宋鲁殷周至亲，华夏正统，圣人周公遗其教化，孔子传其文章，孟子亦鲁三桓之后也。鲁多君子，孔门弟子亦多为鲁人，或曰鲁多君子，何弱也？三桓专政，虽有君子，不能用也。后世浸弱，而中国文化传承多赖鲁儒，不可轻也。圣人如孔子且为季孙排挤，况君子乎？本可兴鲁，惜季孙之私，而阻之也。孔颜曾思四圣皆鲁儒也，孟子邹人，而为鲁国贵族之后，皆对中国文化作出很大贡献。秦楚虎狼之国，无礼义，虽强，君子恶之！宋鲁礼义之邦，虽弱，圣人保之！不许楚子执宋公，主鲁而述诸侯。春秋于吴，尤贬之，外之。如君所言，春秋大义重礼法，鲁为礼义中心，则以为主，秦楚吴越染夷狄之俗，礼义缺，则外之也。尤贬吴，吴之于楚，更染夷俗也。晋楚之战，春秋内晋而外楚；楚吴之战，春秋内楚而外吴；楚与陆浑之战，尤大楚之伐陆浑，此皆圣人之立场，立于礼义，立于华夏。而春秋不以势力论，亦彰彰见矣。楚之胜晋，春秋犹不许楚之为伯；吴之败楚，春秋则内楚，以吴师入楚，逞其奸淫，而为夷狄之道也。楚之战陆浑，则大之，圣人恶夷狄甚于小人，恶禽兽甚于夷狄，楚之为夷狄，俗之染也，而非本夷狄也，陆浑，万世之夷狄也，圣人华夷之辨，于此尤严矣！ 君言女真旧风之美，夷狄之俗亦有善者，而终不如华夏之雍容，夷狄亦有良士，而不如华夏之圣贤，而其俗之恶，则不堪言矣，父死子娶其妾，皆夷狄之俗也。以中华之败类与夷狄之良士论，固有不及，以中华之圣贤与夷狄之良士论，则中华愈也。而中华政治俗美之时，尧舜之圣圣相传，成康之刑措百年，岂止如此而已哉！杀父娶母，匈奴冒顿之恶也，金之旧风甚美，而其后，腐化堕落甚速，为蒙古所灭，几无遗类，又何足慕哉！宋虽弱，金亡而宋未灭也，独力抵抗蒙古数十年，夷狄之腐化远过中夏政权，历史彰彰见矣。故夷狄多不长久，五胡之盛，亦凌中国，而旋起旋灭，勒虎之子孙诛于冉闵，慕容之族夷于刘裕，夷狄乱华之惨报也！种类多绝，惟鲜卑较久，而北魏之末，鲜卑人因屡出战，种类多伤亡，人口远不及汉，隋文代北周，北周皇室诛杀殆尽，至隋唐为汉人同化，而唐无鲜卑矣！匈奴绝于晋，后世亦无匈奴矣。蒙古强横于古，而后为满清、俄国所制。史曰胡运不过百年，清过之，而后渐为大族同化，未有能承其祖业之子孙也。历史上多少赫赫称雄之蛮族，消逝于历史河流之中。夷狄无文化为其根基，而不长久也。中国文化根基甚厚，乃传承数千年，实世界最久之国。华夷之论，实为真理，岂古人为隘哉！中华有盛衰，衰而复盛，夷狄之种亦有盛衰，衰而不复盛，多一蹶不振，崛起甚速，衰落亦速。

汉之强，大破匈奴，而匈奴内附为臣；唐之盛，大破突厥，亦为臣妾，而后世犹被夷狄之祸，甚于汉唐者。匈奴突厥种类虽衰，而其地犹在也，中华当其盛，而不取其地，此种衰，而后复有他种移居此地，犹为中华之患也，中华之患夷狄，非独其种，亦为其地也。惜乎中华之统治者不于此察也。王船山《读通鉴论》于此论之矣，王船山曰：“夷狄之势，一盛一衰，必然之数也。当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无以御之，故祸发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则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长以相保，相保有余而必盛，未有数千里之土，旷之百年而无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后之能复盛者鲜矣，而地已旷，人必依之，有异族、有异类、而无异土。衰者已衰，不足虑也，继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则族殊类异，而其偪处我边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颉利而衰，既分为二，不能相比，于是乎突厥以亡，迄于五代而遂绝。夫岂特夷狄为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汉、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孙仅存者不再兴，而君天下者不一姓，况恃疆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则犹故也，天不能不为之生种姓，地不能不为之长水草，后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无虑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为中国幸邪？其族衰，其地无主，则必更有他族乘虚而潜滋暗长于灌莽之中。故唐自贞观以后，突厥之祸渐息矣，而吐蕃之害方兴，继之以契丹，皆突厥两部之域也。颉利禽而御楼受俘，君臣交庆，其果以是为中国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抚之，贮粮碛口以赈之，未尝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为忧，存已衰者，则方兴者不能乘无主以擅其地，则前患息而后衅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无潜滋暗长之祸，虽暂劳暂费，而以视糜财毒众以守边，割地纳贿以丐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内之说为訏谟，岂久远之大计哉？”幸其衰而不防殊类之继起，匈奴衰而鲜卑继之，以据中原；鲜卑衰，而女真、蒙古继之，以亡中国。狡悍更甚于古之夷狄，夷狄一种类衰，何足为中国之幸哉？夷狄之悍，因其地也，此种衰，而他种继之，取其地而王化之，变为华夏，乃为久安之道。 君以文化论华夷，而文化辨华夷之本义为何？保卫华夏文化，不被夷狄所化而已！而文化辨华夷乃对内也，韩愈《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注意，乃言诸侯，秦楚亦华夏之族，而染夷俗，俗近夷狄，故春秋夷狄之，后楚进于华夏文化，则中国之，非秦楚为夷狄之族，秦楚与四夷不同。 以文化辨华夷，乃对民族文化之严守，鄙视弃华夏文化，而从夷狄之俗者，亦基于民族大义也，如今人之崇洋媚外，西化，皆儒家圣贤所鄙者！孟子就主张以夏变夷，而坚决反对以夷变夏，此亦坚定之民族立场也。岂如君之言不论民族乎？文化有民族性，舍民族而论文化，未见其可也。韩愈又曰：“今也举夷狄之法，加于先王之礼，几何不沦胥为夷也？”韩愈欲以辟佛，儒家为华夏文化，佛教为夷狄文化，夷狄文化岂可凌驾于华夏文化之上？此亦韩愈强烈之民族主义，对华夏文化的坚定守卫，对夷狄文化的强烈排斥。非以夷狄学中国文化则许为中国也。伪儒许衡篡改圣人大义，乃曰：“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为蒙元政权服务，而以蒙元为中国，此似宽大，似为势力之论，凡夷狄得据中国，窃华夏之礼以自文，则以为中国，是盗入室而奉之为主也，此实认贼作父，可耻，孰甚于此，而以为至论乎！许衡之偷生媚元，儒之耻也，何可引之！ 中国民族是包容的，然包容有限度，不能消除界限，没有立场，那是圣母，儒家反对圣母，圣人胸怀博大，不狭隘，亦非如某些人想的圣母那样，圣人也有坚定的民族立场，而春秋谨严于华夷之辨。凡华夷不分而论儒家之道者，皆伪儒也。

关于此，吾尝曰：“何为华夏？一要有华夏民族，二要有华夏文化，三要有华夏版图。若只有华夏文化就称华夏，则元魏、北周、辽、金、清、日本、朝鲜、越南都是华夏。夏殷周秦汉三国晋宋梁陈隋唐宋明才是华夏正统。民国和本朝虽为汉族政权，然文化夷化重，只是半个华夏。民族第一位，文化第二位，版图第三位。元魏虽尊华夏文化，但毕竟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怎么用文化化他们，他们始终是鲜卑族。民国和本朝虽不尊华夏道统，但毕竟是汉族政权，现在不尊，但只要有有志之士发扬固有文化，终会恢复以前的华夏威仪。若只有文化意识，则若曾国藩之宁愿效力满清，屠杀太平军民，郑孝胥之宁愿随溥仪投靠日本，彼自以为卫道，而终不免于鹰犬汉奸之骂名。为何民族为首位，因为文化是民族创造的，没有华夏民族，何来华夏文化？但也不能只囿于民族主义，要能从文化上改善民族，既能以之自强，又能造福天下。若洪杨五四只有民族意识，而甘毁华夏道统。民族是身体，文化就好比精神灵魂，缺一不可。人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人。 或曰：民族本身就包含血统与文化一体两面。余曰：然，民族涵摄文化。若洪杨五四文革是自戕其心脏魂魄也，焉能不败乎？洪杨以西教反清，始盛而终亡，在于不尊华夏道统，得罪很多读书人。夫洪杨乘汉民之愤以反清，于民族大义上，为正者，而卒以覆亡，不胜腐朽之满清，何也？洪杨虽反清，然儒道亦反，得罪书生甚多，且托西教，邪不胜夷，亦无怪矣。然亦不能以洪杨之托西教，而可颂曾国藩之保满清也。未有毁儒而可成功，绍帝王之统者，秦以无儒速亡，元以卑儒，无百年之运，洪杨亦以贬儒而不敌垂暮之满清。 窃以为文化中国论危害甚大！表面上，文化中国论是尊重中国文化，但客观上给夷狄入主中国充当辩护。若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凡能尊儒者皆以为天命之君，而奉之为主，岂非丧失民族立场？则范文程之降清，郑孝胥之降日，汉奸行为亦可称光明正大了。 我崇拜王船山也在其气节和见识，他不以满清尊儒而改变他对满清的态度，更不会以此为荣。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于鲜卑主元宏的尊儒，改胡制为汉制，改胡姓为汉姓的行为，他是嘲讽的，讥其沐猴而冠的，他说：以为儒者之荣，实儒者之耻也！则康熙之尊儒取试，船山亦视为牢笼汉人之术，而终身隐居，拒与清朝官僚来往。夷狄盗窃中国，汉人死于兵刃者不计其数，民族巨痛，肯因满清尊儒，而忘此仇耻乎？宋儒论华夷之辨，多只从文化上论，不足以御夷，而船山能从民族上论华夷，而华夷之辨由船山而明。船山以民族辨华夷对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颇有影响。只以文化论华夷，则有‘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之邪说，是盗入室而奉以为主也，有奶就是娘，则适以助夷狄入主中国！此论不明，夷狄之祸难已！ 民族第一，文化第二。船山一代大儒，都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族类不能自固，何他仁义之云云？’不能保民族，改善民族，虽复崇文化，诵仁义，其亦以之自荣耳！陶某岂忍以文化仁义为自荣之具，而不思族类之存亡兴衰？余英时可谓尊中国文化之学人，而无中国之心，卖荣于欧美，余惜其才而不苟同其为人。 有些人把我们的华夷观念当成民粹主义。不知华夷之辨是华夏民族自爱自卫的，不是用来侵略。他们问我，若论华夷，则隋唐皇室有鲜卑血液，怎么说？你身上也流有以前胡人的血液，你斥胡虏，那你自裁以谢祖宗吧！汉族经过南北朝，确实杂有胡人血液，但历代贵华贱夷，胡人血液多出自母系，而汉人以父系为尊，我身上虽流着苗族的血，但我父系是汉人，我认同汉族，则我的立场是汉族，侵略屠杀汉族的胡虏岂能不谴责？血统之辨甚无意思，对于我们的华夷观念，有些人认为狭隘，而大倡民族融合论，不惜说汉族是杂种。皇汉呢，就引用一些资料，证明汉族血统纯正，不是杂种，根本就驳不倒他们。民族贵在于自我认同，而不是拘于血统观念。彼以华夷为民粹主义，皇汉以民族融合为圣母。相争不相胜，何若明华夷之辨，从三辨（文化民族版图）入手？不落于民族虚无主义，又非偏为种族主义。” 观君之意，有文化意识，而民族意识淡薄，为文化中国论者也，故于工作之余，不惜彻夜精力，喋喋与君言之，岂好辩哉？诚不得已也。欲待以后著一书，专论华夷，集古今之论，上升一个理论高度，诚以今人昧于此者多，而又有复兴华夏之心也。

关于地域，种类之辨，古之君子亦有之矣，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时四夷交侵中国，中国不绝如线，管仲辅桓公率诸侯，攮夷狄，而孔子称其功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非大其攮夷之功耶？被发左衽，微管种，则中夏之地成戎狄之乡，中夏束发右衽，夷狄被发左衽也，中夏之土为夷狄所侵占，中夏之人为夷狄所同化，孔子所深忧也，桓文，管仲能攮之，除其祸，则《春秋》大之，何君忽视于此耶？吕留良之徒曾静曰：“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此实得孔子真意。晋文公有召王请隧之逆，春秋亦恕之，以其有攮夷之功。孔子与齐葵丘之会，谓齐景公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重华夷之界限也。 《汉书》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后汉书》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晋人江统《徙戎论》曰：“《春秋》之义，内 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而明末大儒王船山曰：“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盖华夷之异由于所居地之异，地域气侯不同，所禀之气不同，华夏所禀之气清明中和，夷狄所禀之气偏戾浑浊，所禀之气不同，则生活习俗文化亦不同，文化之不同实与地域环境有很大关系。船山以地域辨华夷，实见到华夷根本之差。历史上，中国久为文明礼义之中心，很少侵略他国，所禀之气中和也。华夷生活习俗文化不同，而其行为无不异矣。华夷之辨由地域，而到种类，到文化。久居夷狄之地，鲜有不化于夷狄者，地域环境之影响大哉！而悍戾之夷狄居于中国久，则变得温和。如女真，满洲入居中原百年，不复以前鞑鞑之气，与汉人差不多了。盖天以分人禽，地以分华夷，人以分君子小人，不可乱也，人禽乱，逆天道也；华夷乱，毁地道也；君子小人乱，夷人道也。人不可不区别于动物，人若不区别于动物，而与动物杂交，是裂天维；华夏不自区别于夷狄，而与夷狄混杂，则裂地维；此界限严之不可泯也。为什么要区别，为什么要立此界限，此乃天道也。如墨水不可与清水相混，杂草不可与禾稻并生。不同之物，高低清浊朱墨之不同，一相混，则清亦为浊，朱亦为墨矣。人与兽交，则把人降低，而化为兽矣。华与夷混，则华夏被夷狄拖累，华夏文明必然倒退。揆之历史，物理，皆可见也，岂古人之狭隘哉？圣人不讲平等，圣人讲的是各归其位，各安其序，无非法天地之道耳。平等之义似高，实混同苟且耳。人兽华夷可平等乎？平等之，而人兽可以相交，华夷可以相混矣，吾为此惧，故引三维之说。 宇文，鲜卑种也，而君以为宗？史学共识，何不观《汉书》、《后汉书》、《晋书》？王船山早年之辨，君可引之乎？《黄书》盖船山三四十岁所作也，六七十岁作《读通鉴论》、《宋论》，亦申华夷之辨，不独辨文化也。满洲乱华，误我华夏三百年，君不恨乎？当民族竞争，外族为患之时，则不可不强调种类之辨也，文化之辨多于太平之时，然非抹杀种类之分也，或严或宽耳，岂如圣母之平等无分，而曰世界大同乎？且人之论当定于晚年，晚年思想愈成熟也，《读通鉴论》，船山六十九岁，距死之年，数年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为定论。未有取早年为定论者也。船山临终又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玆丘，固衔恤以永世。”刘越石即晋民族英雄刘琨也，保晋抗胡，虽壮志不成，而孤心可敬，华夷之辨，族类之怀，船山至死犹抱也，观其书，字字是血，句句为心，君乃漠然不为所动乎？五胡十六国，亦有汉人政权，孰为蛮夷，李暠君子，蛮夷乎？冉闵英雄，蛮夷乎？惟非正统耳。

炎黄同族，文化之异者何？既为同族，又何分为二族？有何依据？黄炎大战，乃黄帝与炎帝之后战，取代神农氏之天下，犹汤之伐桀，武王之伐纣，关于此，吾《史记博议》有辨之，非如刘邦之战项羽也。就如两部落相争，而文化大同小异，天下分裂，而曰分为两族，则汉之变为三国，亦是分为三族乎？魏蜀吴文化亦有不同，则谓不同族乎？不同者小耳，而皆华夏民族，华夏文化也，就其小者，荆州与扬州且有不同。"共工变北狄，观兜变南蛮，三苗变西戎，鲧变东夷"，出自《史记》乎？何吾不见？至于帝王诸侯世系，自黄帝以来，《史记》多有记载。 观君之言，为证华夷之辨只在文化，而多牵强附会，颠道错乱，不惜厚诬圣王，篡改古书。虽然，明者辨之，究何益乎？三辨之旨，彰彰也。 舜为冀州人，史记明明记载，何版无？吾所见各个版本皆有，君何必疑为后人乱之，必以舜为夷狄之人乎？夷狄非无文化，文不备也，华夏文备。圣王出于四境有之，未闻出于夷狄也。西学与华夏文化相伉，非比古之夷狄，吾华夏文化可以吸收之，然吸收为消化之摄取，固以华夏文化为主也。君子之辩，辩其理也，正理不辩不明，窥君于理多有未明，固不烦长文辩之也。清初学术破坏大，而建树无多，而王船山建树颇多也，不可与顾黄诸人并论，吾以船山实集中国后期传统文化之大成，多有进步深刻之思想，比肩朱子可也。船山无书，仅靠记忆，吾未之信也！孔孟以下，于学术最服膺者，实为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