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的夏夜，吃过晚饭，胡乱看了会儿电视，便悄悄走出了家门。
街上行人不多，小区前面的小广场上，有三三两两的人坐着乘凉。
我漫无目的的走着。在白石路和西炮台路交叉处的路旁，有母女二人正在烧纸钱。她们蹲在火堆旁，把手中的黄表纸一张一张的搁在火苗上，火苗便一窜一窜的，映出了两张虔诚肃穆的脸。
我恍然大悟，明天是中元节了呀。
在我的栖霞老家，是不过中元节的，倒是农历十月初一的寒衣节十分的重要。其时正是下苹果时候，但再怎么忙，长辈也要领着子孙翻山越岭去给先人上坟。坟堆上要压满纸，谓穿寒衣，然后还要上香、烧纸、放炮、叩头。年复一年，岁岁如此。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离开我快二十年了。
1995年7月，我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金榜题名，这对别人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可对我，有的却是灰暗苦涩的记忆。8000多元的学杂费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虽然高考完之后我便跟着父亲去了建筑工地做小工，但每天15元的工钱，相较于8000多元的巨款，无疑是杯水车薪。我也曾想放弃学业下来打工，减轻父亲的负担，但我知道，父亲是绝不会答应的。对他而言，我是他的骄傲，是他的希望，他盼望这一天已好久了，虽然巨额的学费让他愁眉苦脸寝食难安，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是十分高兴的。
不怕，挨家借吧，父亲故作轻松地说。
那之后的日子，父亲和我走亲戚访朋友，吃尽了白眼受尽了冷脸尝尽了人情的冷暖，学费也终于三十五十的凑齐了。父亲的体重却跌到了不足一百斤。
不堪回首。
开学那天，到了火车站，父亲突然要送我到上海。我极力劝阻，说坐火车太遭罪，吃不好睡不好；况且我已经长大了，路上不会有事，让他放心。但父亲很倔，执意要去。他买来车票拎着我的两个大包挤上了火车。
车厢里塞满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和座位底下都有。闷热的空气混合着各种汗臭味，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和父亲相对坐着，中间隔着那张又短又窄的桌子。
饿不，父亲问。
我摇摇头。
那就睡一会儿吧，早着呢，父亲说。
我顺从地趴在了桌之上。
那段时间，身心的确是十分疲惫困乏，但紧绷的神经却怎么也松弛不下来，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一些不堪回忆的片段。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抬起头来，看见对面的父亲交叉着双手抱着胳膊，瘦小的身子缩在高大的座椅里，两眼呆滞的望着窗外，窗外一片漆黑。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火车“咣当咣当”慢吞吞地跑着。2000多里的路途，26个小时的车程，我和父亲就一直这么沉默着，很少说话，连家里带的烙饼也没有吃。他只是偶尔去洗手间抽口旱烟，然后又带着一连串的咳嗽回到座位。
到了上海西站，下了车，找到了学校接站的老师，父亲便要回去。我说来一趟不容易，让他跟我去看看大学什么样。他不去，说家里忙，要我照了照片寄给他。我要拿几个零钱给他车上买吃的，他挥了挥手里的包裹说，里面的烙饼还没吃呢。然后就转身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唉，天气那么热，谁知道烙饼还能不能吃。
1997年7月，我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的小镇任教。本想生活就此可以改善，但工资低的可怜，几个月都发布下来，再加上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我内心的苦闷和浮躁可想而知。
父亲宽慰我，说，最困难的日子都熬了过来，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让我安心教学，不要误人子弟等等。
我听从了。
两年后，工作越干越顺，工资也能及时领到，生活终于有了盼头，可父亲却因为意外永远地离开了我，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这是八年里，这是青少年时期，我失去的第二个至亲的人。
我成了孤儿。
心痛。
父亲没享过一天福，他离幸福曾经是那么近。
烧纸钱的母女俩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只剩下一堆灰烬，未燃尽的火星忽明忽暗的，还冒着缕缕青烟，仿佛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去年的寒衣节和今年的清明节，我都因故没能回去，今年的寒衣节我一定回去，给父母的坟培培土、压几刀纸、烧柱香，然后就跪在那痛快淋漓地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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