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园子的南墙原本是一座又高又厚的土墙，墙上有炮口，而我家园子原本是一片杨树林，树上有很多喜鹊，一有陌生人靠近，喜鹊就会叽叽嘎嘎叫个不停。
我的祖宗靠着省吃俭用积累了财富，买下了很多地，渐渐成了地主，附近的村民大多靠给我家打工生活。屯子也是以我们的姓氏命名的，叫西闻家沟。
老墙的南边就是祖宗的大院子，炮口主要是用来防胡子的，那时候胡子土匪太多，地主家都要准备武装保护自己的财产。
我现在能想象出来过去的场景，当杨树上的喜鹊群嘎嘎大叫时，就会有人顺着炮口或是爬到墙上观察情况，要是确定有胡子过来，就会通知大家把洋炮都架在炮口上。
或许是防范工作做得好，一大家子始终没有被胡子清洗。而到了土地改革时期就不一样了，地主被打倒了，土地和财产都分给了贫民，原本一家大户不得不分开，变成几十个小门小户。
在被打倒的前夜，很多人把家里的值钱东西都埋入了地下，盼着以后哪一天有机会再挖出来。可惜，他们终究没有机会。
大院子的墙都被拆掉了（我家园子的老墙是唯一留下来的一段），里面也住上了很多其他姓氏的村民，原本的下人或是他们的后代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而地下的财物沉寂了起码二十年后，才陆续有人把它们挖出来。
我太爷的一个弟弟，我可能得叫他六太爷，有一天在自家的院子里挖出了宝贝。他挖出了一个坛子，里面的东西闪闪发光。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很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
可惜他没高兴几天，就被别人给告发了，挖到的宝贝也不得不上交。
举报他的人也是我们一个姓氏的，只是他们那一支很早就分家另过，我们这一支通过勤劳变成大地主时，他们还在过着清贫的生活。
看着这边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他们变得越来越气愤，甚至鞭打族谱，大骂：凭什么让他们发财，不叫我们发财。
土地改革以后，他们翻身了，地主大家子败落了，还背上了成分不好的帽子。这回地主的后人竟然挖到了宝贝，还到处炫耀，他们那颗嫉妒的心又爆发了，告他。
六太爷的发财梦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告他的人更加趾高气扬了。
改革开放以后，地主的帽子被摘掉了，后人们大多靠着自身的勤奋重新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依靠“贫农”成分翻身的那一支，因为懒惰，依旧是贫农。
九十年代，陆陆续续又有人挖出了一些东西。记得有一次老奶拿着一块“金条”跑到奶家去看，还激动地用嘴咬了半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金子是软的，咬上去会留下牙印。
可惜老奶拿的那一块一点也不软，也没咬出牙印。所谓的金条可能就是一个铜条。
老奶后来又挖出来一些，不过都是一些譬如石鸟这种不值钱的东西。
我家没住在老院子内，没有机会挖到宝贝，而我却一不小心成了一件“宝贝”的拥有者。
大概在我七八岁时，很多村民在队长宝库家房后挖坑，坑很深，用来埋电线杆。好像不止是挖一个，不然不可能那么多人。
大人在那挖土，我在园子里玩，玩什么不记得了，可能看人多凑个热闹。
突然有人挖出了一个黑色的陶罐。
挖出陶罐的人里有个外号叫“白搭”，他从陶罐里拿出一个黑色石斧，朝着锹头“咣当”就是一下。
砸完后，他可能骂了一句，“这就是个破石头。”转身就把石斧递给我了，“拿去玩吧。”
园子的主人宝库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大伙把陶罐挖出来收走了。
看着石斧上的伤痕，我一直对白搭的行为很不解，好好的东西非要砸一下干啥呢。
后来爸告诉我，“白搭”是特意这么做的，他看了一眼陶罐里的东西，最值钱的可能就是这个。他和爸关系好，故意通过这种方式给我的。他故意把石斧砸坏，然后给了一个小孩子，其他人都没什么话可说。
从此以后，这块石斧就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
爸妈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看一看。妈说石斧是凉的，在手上捂一会儿就有水气，应该是一块玉。
大奎的女婿是回收古董的，听说我家有石斧后，专门来过好几趟。这让爸妈更加坚信是个宝贝了。
后来爸特意拿到县里找人鉴定，县里说，石斧上面坏了一块（就是白搭砸坏的那里），也就值个两三千。
爸妈当然不可能卖，他们认为县里不识货，这东西不可能这么便宜。依旧把石斧包起来，放到圆形的铁皮盒子里。
去年，爸妈把石斧给了我，算是送给他们孙女的礼物。妈特意嘱咐我，斧与“福”同音，千万不要扔了。当然，他们也希望我找个地方好好鉴定一下，看看能值多少钱。
问了几个专业人士，都说石斧不值钱，但西安的党大哥说得好，这是“福从天降”。其实这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传承，祖宗的宝贝重见天日后到了爸爸的手里，爸爸又把它交给我了，我以后还要交给晋晋。
注：关于祖宗的故事都是从爷爷和父亲的只言片语中听来的，有很多地方写得可能不对。但为了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就不在去扣细枝末节上的事了。
摄于吉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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