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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年前的一个清晨，太阳才刚刚从塔尔山上升起，一位陶寺人早已在山前等待：他是奉命来“看”太阳的，山前13根夯土柱就是他的工具。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中间两根柱子之间的缝隙时，他决定立刻回去报告这个消息。因为，播种的好时节就要到了！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就始于四千多年前的襄汾县陶寺村。《尚书·尧典》中有，帝尧时期，天下归心，为安农事，顺民心，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如今，二十四节气已经不再简单地指导农业生产，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从气候的概念推及饮食、养生，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走向了世界。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
历法之源——塔尔山前观日出
华夏大地5000年的文明史中，“历法”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传统历法以朔望周期来定月，用置闰的办法使年平均长度接近太阳回归年，因其安排了“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活动，因而又被称作“农历”。
传统历法流传到今天，节气几乎成为了它的“主角”。在科技手段极其发达的当下，它却仍能有效指导农业生产的开展，仿佛一种“神奇”的存在。
“历法之源在山西，‘二十四节气’始于‘二分二至’。”
2003年，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中，专家发现了一处由13根夯土柱及同心圆组成的遗迹。经在原址复制模型、模拟实测、精密计算并论证后，专家确定该遗迹为帝尧时期的古观象台。它占地1740平方米，距今约4700年，比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500年。
最早的“节气”概念，就出自这里。
每日清晨日出前，“观测员”都要站在同心圆的圆心，透过夯土柱的缝隙看日出，以为农事和祭祀活动“看个好天儿”。渐渐地，他发现了点什么：一个冬天的清晨，太阳出现在了最南边两根柱子的缝隙间，明亮的大“圆盘”下缘，恰好与对面塔尔山的山头相切，那天的冬夜格外漫长。转眼炎夏，清晨的太阳又刚好出现在最北边两根柱子间的缝隙间，那天的白天亦格外长。
与此同时，昆仑山（今云丘山）顶，喀斯特地貌和石山森林组成的奇峰异景中，羲氏、和氏昼追圆日，夜观北斗，也发现了一年中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重要节点。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将这些发现总结成为了一套古老的历法：将一年的天数确定为366日，“以闰月正四时”，并分20个节令。
5000年前，从陶寺和云丘山起源的这套历法，成为了“农历”的雏形，也使上古的农业生产告别了“不确定性”。虽然在节气上与当今相差三天左右，但其精度和先进程度，依旧领先于其他古文明。
今天我们站在塔尔山前观日出，不由地要为先祖的智慧深深鞠上一躬。
农耕之基——体“物候”，看节气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七月》中的这些句子，记录了各种小动物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6月5日恰逢“芒种”。山西南部的运城地区，麦田已经一片金黄。午后一场雷雨即将到来，田里有人忙着把刚收割下来的麦子放到拖拉机上带走。
虫动鸟徙，春种秋收，这就是“物候”。
今天的翼城历山舜王坪，曾是舜帝重华带领人们躬耕、观察自然现象、记录物候特征的地方。相传舜帝躬耕期间，曾绘制了最早的物候历——《七十二侯历》。舜帝以后的一千年，《夏小正》中才有了“正月启蛰，雁北乡.震呴”的记载；至汉代，《七十二候历》渐渐系统完整；待到北魏时期，七十二候被载入了国家历法；及至太平天国，“天历”中也有上年的物候记录，称“萌芽月令”……
《七十二候历》和《夏小正》究竟是何人于何时所做，如今并无确切资料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物候历和二十四节气歌作为宝贵的经验总结，已然成为了黄河流域的经典“农事指南”，也是广大农民心中的“图腾”。
蜓立荷角作物旺；蚂蚁垒窝要落雨；青蛙呱呱叫，正好种早稻……在技术非常不发达的过去，古人通过对物候细致的体察和对气候变化微妙的感知，确定了“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把一年划定为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候。一候里气温的起伏，会引起某些生长发育期特别短的植物巨大的变化。
在冬小麦主产区运城，冬小麦适播期大约需要600℃积温。在没有小型农田自动站帮助之下，农民们自有方法：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一候”“一气”，在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仅仅差了那么几天，种下去的麦子，明年可能就无法收获。
古人的经验，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科学的。
从羲和观物，到“萌芽月令”，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的人民，为了守护这宝贵的经验，用一段段农谚、一首首歌谣，将历法的精髓交到了现代人这里。
摆脱了刀耕火种的限制，品尝着现代农业文明的成果，你是否该为这发展进步感到骄傲呢？
文明之始——这里最早叫“中国”
从历法的起源到农历的确定，过程多少带有些神话色彩。然而在历法起源之地展开的考古发现却表明，三皇五帝或确有其人。
在上古羲和观天象的云丘山，至今仍保留着与历法有关的地名，如鼎石（丁石）为立竿见影确定的石标杆；斗勾洼是测北斗星斗柄的地方；夏历则为整编历法的地方。
相比地名，更为可靠的还是物证。
2009，专家组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天文观测工具——“圭表”的复制品进行了验证观测，发现它与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等，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得最早的圭尺实物工具套。这一重大发现表明，《尚书·尧典》关于尧进行的天文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帝尧并不是传说！
站在塔尔山上俯视，陶寺古城呈现出“国都”的气势恢弘。在这座面积相当于紫禁城的城池东北方，宫墙将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隔开来，墙内宫殿庄严肃穆，墙外街巷人声鼎沸。南边种着各色作物的农田，西边官方主管的手工业作坊，是这城市吃穿用度的来源；东边的祭祀场所，西边的皇家陵寝，则是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至于古观象台、仓廪国库，则是国家机器运行的必要支持。
《周髀算经》曾记载，“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这一段对夏至圭表影长的描述，是基于站在“地中”的前提。而在2009年的论证中，陶寺出土的圭尺，在夏至这天影长即为1.6尺。这说明陶寺遗址即为当时的“地中”。专家组再以这个点进行测量，进一步印证了《尧典》中“光披四表（地与星辰升降运行的终极之处）”的记载。大型墓葬出土的“龙纹圆盘”，进一步证明陶寺人曾生活于王权之下。
真实存在的尧，考古发掘的圭表龙盘，乃至标准化的都城建制，让陶寺遗址显得卓尔不凡。因其独特的时间空间地位，陶寺遗址撑起了尧舜禹时期的华夏文明，更为何为“中国”这个深奥玄妙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4700年前，山西已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中国最早的历法由此产生，中国古老的文明在此发源。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站在“农历”诞生的地方，我想我们会选择骄傲地说——
这里最早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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