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
我把《曽文正公嘉言钞 • 家书》中的这句嘉言称为给上司的一句话。应该讲，这是很实在、很中的的一句嘉言，亦反映了曾国藩对官场、官僚的深度观察，是否含有对“不称职者”的蔑视或批判，则是因人而见之了。
现实地看，凡是说话不切合事物的内在逻辑道理而又没有担当的上司，其部下都是不服气、不认同的。应该讲，这样的情况，于今也是不缺乏的。推演地看，讲道理、有担当，不仅是个“做官”的问题，也是个“做人”的问题。因而，这个嘉言就有了深意——做人尚未做好，何以做官？怎么“混上去的”？这该是具有普遍性的质疑。
按曾公所处时代而论，为政者首在“立言”以“立人”，非此，在官场是难以立身存在的。何以“立言”？饱读诗书，饱读经史子集也。因而，曾公以此言“家书”是含有“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在其中的，亦是以“反例”示之家人该怎样修为自己。“担斤两”则是更为具体、形象地道出了从政为官的第一义——对天下有所担当。“不担斤两”，或者没有担当能力，就不要琢磨“升官发财”的问题了。曾国藩身为高官，是否有以此言而警示家族中人不要借重自己而“跑官要官”呢？应该有这个联想。
现代社会生活地看，曾公这则嘉言给人的教养也是深刻的具体与具体的深刻之统一。其要害则在于：身为领导者，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独特的领导理论和担当能力体系，唯此，才会让部属真正信服和追随。至于怎样拥有，我想是不必赘言的——“人非生而知之”，必须“学而习之”。成为卓越的领导者，恐怕在修养自己上，要付超常的努力才是。
再者，仅靠职级、地位“支撑”的领导者，怕是同样“其下必不服”的。这一点，更要现实并现代性地思维、思想和作为。
作为领导者的个人，每天都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曾公这则嘉言却是值得常思常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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