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去录像店租影碟的兴奋，谁还记得？

跑去录像店租影碟的兴奋，谁还记得？

你的记忆里一定看过一片深蓝色浩瀚的太空，银色长形的飞船在蠕动，阴暗窄小的飞船通道，宇航员满脸轻松地话家常。他们总会收到一个陌生信号，因为人性的良知，或是可恶的好奇，他们就带着兴奋来到陌生的星球。如你所愿，他们会遇到怪物，长得像蜈蚣和蜘蛛般有很多脚的怪物，或是像人类性器官的怪物。他们尖叫，反抗，牺牲一个无名之辈，逃回飞船。

总会有一个倒霉鬼，他被怪物咬了，或是他被怪物寄生了，他在不停地抽搐，还是按48拍非常有节奏地抽搐。其他同类都是一副看到诈尸般的表情，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们看着一只只黑色的脚划破这个倒霉鬼白暂的皮肤，一张长满獠牙黑洞般的嘴巴咬破倒霉鬼的身体，他们发出手机掉入茅坑般的尖叫，怪物喷射而出扑向他们，还有倒霉鬼爆浆般，四处飞溅的身体碎片。

跑去录像店租影碟的兴奋，谁还记得？

这是《异形》反复出现的桥段，你即使没有看过，也一定听过它的鼎鼎大名，它如同《星球大战》，填补了几代人关于太空的幻想。《异形》出生在1979年，这个系列随着录像带传送到每个酷男孩怪女孩手里。即使大部分女孩都是用遮挡的双手透过字幕看完整部电影，如同他们看过的香港僵尸片，日本鬼片，美国惊悚片。

对了，其实这次想说的主角并不是异形，而是那家贴满海报摆满影碟盒的录像店，那一张张租回家的录像碟，又或者只是那个年代追逐影像的完美热情。

为什么说是完美热情呢？

因为那个年代影像足够纯粹。

还没有网络评分，也没有影评解析，更没有铺天盖地的电影宣传，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时代。租碟人只能听老板推荐进了什么新货，只能盯着满屋的海报和影碟盒逐个筛选，只能完全跟随内心着迷的演员或类型。然后挑下那一张的封面，留下电话号码与弯弯曲曲的真实姓名，哪怕是叫王建国，哪怕是叫李建军，也还没意识到名字的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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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都能完完整整地看完一部片子，尤其是看第一遍时。仿佛接回来一个神仙，跪在影碟机前，小心翼翼地用中指和大拇指夹出发光的影碟，靠近嘴边哈出一口气，擦阿拉丁神灯般把它擦干净。细心的男孩还会把影牒舱干擦一遍，再把影碟玩美的镶入其中，按下按键。关好门窗，拉上窗帘，母鸡孵蛋般盯着那坨沉重而又颗粒感十足的屏幕。

我记得当时我最爱的是周星驰，就爱看他耍宝，就爱看他装帅出洋相，我一直觉得他特别像青蛙，不光是长相，还有说话。奇怪的是周星驰好像没扮几次女装，也能把人逗得哈哈大笑，能记住的笑点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情节，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角色，可见干讲段子、变装扮丑是多么低级的喜剧表演。

《山村老尸》在豆瓣上只有6.7分，它在我心中应该有8分，尽管小学毕业后就再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恐怖大多不在于电影本身，而在于它所带起来的招魂游戏，在车上看到窗外人的联想。小时候看过很多遍，最刺激的那一遍是在一个叫王琳的女孩的外婆家里，早已断了和那个女孩的联系，也忘了那天具体有哪些同学。只记得是在周五下午放学后，一个二层砖瓦房，我们盘踞在二楼小隔间，阴暗潮湿，破旧的木板，以及阵阵发霉味道。

我是在一本数学书的遮挡下看完整部电影，为什么会是数学书呢？大概从小我就认为数学是件很恐怖的事。当时我还不知道它还有两个更恐怖的搭档，它们合在一起叫做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

王琳同学请我们看电影，她应该是想请我们为她讲解电影。全程她基本上把自己包裹在她外婆编织的厚重围巾中，听到我们尖叫也随声尖叫，听到我们沉默喘气就紧张的问“男人怎么了？女人怎么了”。为了感谢王琳同学请我们看电影，在她上厕所时我们打算给她一个惊喜。从厕所里出来，她惊喜地发现小隔屋里空无一人，电视机上张贴着一张数学书背面撕下的白纸，用手指沾着红墨水写着六个大字，“来山村救我们”。听着她在楼上发出杀猪般的吼叫，看着她屁滚尿流地滚爬下来，真的比看周星驰的电影还要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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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时而喜欢黄飞鸿，时而喜欢觉远和尚，尧姐喜欢方世玉，为此我们总是争论谁的武功强。直到有一天，录像店老板听到我们的对话，说他认为李连杰的武功最强，我们才停止辩论。成龙当时在我们眼里就是个喜剧演员，大家都觉得他是来搞笑，不是来展示神奇武术。

所有人心中的最佳男一号都是陈冠希，最次也是谢霆锋。看《男人四十》还理解不了叫做记忆的感情，所有人都认为师生恋可耻，有些男孩还认为张学友不要脸，后来想来，是所有男同学都想成为被林嘉欣倾慕的那个张学友。最近一次看到林嘉欣是出现在金马奖领奖，有点晦涩，有点简单，却依旧让人魂飞魄散。

我从来没有靶《数码宝贝》完整地看完过，也从没有看完过《游戏王》，因为我从来没有幸运地把他们租回家。听录像店老板说出它们的归还时间，默默记下，可惜那是周三，我还在上课，心机婊的男同学叫她的妈妈取走了心心念的“天女兽”、金字塔发型的“游戏” 。再次听到老板说出“租出去了”4个字时，我特别渴望自己能召唤海报中的美国大白鲨和亚马逊蟒蛇咬死那对狗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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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个被排挤的女孩，她喜欢租一个叫王家卫的人拍的港片，我只和她看过《东成西就》，永远分不清她天天念叨的梁朝伟、梁家辉。我妈说她最遗憾的事是没有去看张国荣演唱会，即使她只看过一部《霸王别姬》。如果非要说直至如今在那个时代看过印象最深的港片，不是《无间道》，也不是《古惑仔》，而是国字脸刘德华、帅到令人窒息的吴彦祖，没错，就是《门徒》。

很多人说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有志气的香港导演都要北上，反复摸索迎合大陆口味。三十年前的《霸王别姬》，二十年前的《卧虎藏龙》，十年后的《一代宗师》，时代翻滚，滚滚红尘，如此渺小的人类只能任由历史洪流冲刷淹没。

被称为史上第一太空怪物的《异形》恐怕已经无法让如今的主流观众坐到30分钟后的高潮，被视为台湾电影教父的杨德昌只会存在越来越少人的记忆里。短视频的冲击，段子集电影的洗刷，特效动作的堆砌，主流口味向着更快、更大、更火迸发。碎片时代，一部电影那么长，要怎么切分才容得下？更可怕的是，很多电影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电影时长。

昆汀塔伦蒂洛说他成长最快的时候，是在录像店打工可以免费观看无数录像碟的时代。这个被称作鬼才的导演，被无数想要扮酷装帅的男孩女孩叫做自己的偶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名叫暴利的神话。因为有了杂乱魔幻的录像店，因为有了一张张影碟，才有了这些个鬼才导演，不光是昆汀，还有更多被激发的电影人，以及每个被点燃热情的影迷。伟大的作品是因为有伟大的读者，孰不知一部常话家常的《红楼梦》，竟能引发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究浪潮。作为一个影迷，我很怀念，也很尊敬那个时代，那个情绪饱满，冲向录像店，又情绪高涨，捧着录像碟回家的年代。我不知道如今的电影人，是否会怀念那个时代？那些会认真看完每分每秒的观众，那些被触摸到泛黄裂开的电影创作。

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师问长大了想做什么，我的回答是录像店老板。当时写的长篇理由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曾经做过一个自我形象完美的梦。一个街角的平房小店，被我改装成了小二层，楼上有块大银幕，一个能让人贪睡一天的沙发。上上下下堆满了录像碟，不需要干净整齐，只需要足够多，足够杂。我坐在屋内最里部，穿着姨妈编织的厚重高领毛衣，喝着一瓶冰冻汽水，等待下一个影迷到来。天花板贴《喜剧之王》、《旺角卡门》、《星球大战》的海报，地板贴《山村老尸》、《咒怨》、《午夜凶铃》，拉下卷帘门，当然，上面印着我们最爱的林嘉欣。

跑去录像店租影碟的兴奋，谁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