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合久必分”的历史。
这一年，陈寿（公元233-297年）48岁，从成都来到洛阳，已经十多年了。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原巴东太守罗宪向晋武帝推荐他认为应该得到聘用的蜀人，名单中就有陈寿。陈寿就这样进入西晋王朝。
他在著作局时间较长，能够接触到三国的档案文书》，所以有条件写出了总计六十五篇的《魏书》、《蜀书》和《吴书》。
陈寿是巴西郡安汉县人，出生在属后主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是刘禅继位的第十一年，蜀国建国的第十三年。
他两岁的时候，丞相诸葛亮死在汉中，接替诸葛亮的，依次是蒋琬、费祎、姜维等。
陈寿早年为姜维丞相主簿，还做过一些文职。他25岁的时候，蜀后主任用宦官黄皓，姜维也奈何不得，驻守沓中一去不还，而陈寿不愿附和黄皓，因此度过一段黯淡的时光。
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魏军南下，蜀国毫无抵抗，一夜之间就成了亡国之君。
陈寿此时30岁，古人说而立之年，这一场重大变故，在他心里有过怎样的震荡？
陈寿伤悼故国旧君的心情，都可以在《三国志》字里行间看到。
《蜀志·后主传》在写到后主向邓艾递上详书、邓艾接书大喜时，忽然一笔插入，讲后主的儿子刘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寥寥数字，皆大欢喜后面的一点血腥气就挑出来了。
《蜀志·姜维传》写到姜维那时正与钟会对峙，一面等待后主的决定，是固守成都还是东入于吴，又或者是南下建宁，最后等来的却是缴械的命令，他的军队只好“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
拔刀“砍石”而不是拔刀“向敌”，两个字的差别，也泄露出蜀军将士的悲愤满怀。看似不经意的描写都表现出蜀人在此历史转变时刻的挫败感、屈辱感，如果没有同样深刻的体验，陈寿恐怕很难捕捉这样的细节。
因此，当他后来身居洛阳，编写三国史时面临的难题，便是如何在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书写中，融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故国与新潮、过去与现在之间，做出自己的评断。
对一个史家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太史公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不曾遇到这样的问题。
蜀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率军攻蜀，后主刘禅无力抵抗，只剩下改元换运气一招，便匆忙改做“炎兴”的年号。
可没过几个月，邓艾就攻下绵竹，眼看就要到成都，这时，后主听从光禄大夫谯周（201-270）的建议，后主“舆榇自缚”，自己抬着棺材向邓艾请降去了，请降书中还写着：魏的“天威既震”，蜀“敢不革面，顺以从命”？
蜀军投戈释甲，仓房府第也完好无损，现在都交给“王师”，只希望“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局面，得以保全。
对于不战而降一事，陈寿的评价是：“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以为蜀国能躲过这一劫，功劳全在谯周。而在大兵压境之下，提议以投降换和平的谯周，正是陈寿的老师。
在《蜀志》里，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
谯周是巴西西充人，受诸葛亮提拔，官至光禄大夫。陈寿形容他是一个“家贫未尝问产业”“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的纯粹学者，经史方面的成就可比董仲舒、扬雄一流大学问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可是“以儒行见礼”，也常被官方顾问。
《谯周传》所记载他的四篇上疏和廷论，都是针对时局发言。
这些上疏和廷论，表现出谯周在政治上还是认同的还是汉王朝，他认为三国就像西汉末年王莽时代，汉家历运中衰，正等待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出现，“再受命”。
他把希望放在后主刘禅身上，当后主守完三年父丧，他劝其削减后宫经费，讲的就是刘秀如何“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而“以弱为强”、终成帝业的道理，当魏军迫近，他劝后主不要去“南方远夷之地”避难，也是拿刘秀当年不因王郎在邯郸称帝就远走长安、失去民心，作为理由。
他组织后主最后往南中避难，也不同意向东吴求援，则是由于他知道，第一，南中曾经在诸葛亮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但那是暂时的，并不代表他们真心服从，有诚意接纳。第二，“大能吞小”，也就是说“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是势所必然，与其降吴后还要降魏，“再辱之耻，何与一辱”？
后主投降后，果然以“爱民全国”获封安乐乡公，举家迁居洛阳，食邑万户，奴婢百人。谯周也因“有全国之功”，获封城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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