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郑光路；摄影：大慈寺博物馆提供】
我少时家居城东府河畔，那时江岸多为田畴。我每天过渡船，要穿过一条古旧曲折的小巷，去小学读书（学校地址在今锦江区天仙桥前街）。巷头钉了块木牌：“茗粥巷”（今已不存），我始终弄不清楚巷名之意。街上有个被大家叫“吴督学”的补锅匠，他说：“茗就是茶，粥就是稀饭。明朝以前这里是大慈寺地盘，修有一个茗粥庵，专门给贫困可怜人施舍药茶、稀饭。”
据他说，茗粥庵原是明朝官府在这里设立的慈善机构。清朝也在这里设立粥厂。不过清朝在成都有两个粥厂，这里是东厂，北门外豆芝庵还有个北厂。清乾隆年间，成都官府为办这两个粥厂筹措20万两银子，发交城内各家银号商铺，按年息一分，每年可获利息2万两，拿来作为粥厂行善基金。清末成都食粥饥民每天约2000余人，大致占全城人口百分之一。清朝快垮台时，这里粥厂迁到东门城门外去了，就留下茗粥巷这个街名。
粥厂只在年关前后三个月施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开厂，第二年正月底停厂，以“成绵道”道台大人为“总办”，成都知府为“会办”，成都、华阳两个知县官为“提调”。
粥厂外边围以大栏杆，食粥者在栏杆外排着长队等待。饥民们排到栏门处了，由杂职人员发给一根长竹签，竹签上端染有土红色为标志，这竹签就相当“饭票”了。食粥者急不可耐奔入栏内，司粥者收签舀粥，每人可得稀饭一“鱼碗”。“鱼碗”就是土窑烧的大土碗，有普通饭碗四倍大，可装大鱼，所以叫“鱼碗”。
正史经传少有慈善事业的专门记载，众多野史杂书，间有只言片语。成都除“粥厂”外，著名的还有在锦江区的几处：
玉沙街的“育婴堂”：专门收养因家贫而乱甩在街头巷尾的穷婴及偷情而孕的私生子，以60名为限。每个婴儿雇奶妈一人，工资伙食都由堂里供给。婴儿“隔奶”前后就由人认养……育婴堂为官办，由“布政使”（相似现省民政厅职责）委任一个州县级吏员管理堂务。育婴堂街名至今犹存。
“慈惠堂”：至今也留有这街名，创于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是省城主要慈善机构，有田数百亩作为办堂基金，官府每月还有津贴，以一候补道员负责主办，称为“总理”。收养鳏寡孤独及瞎子等残疾人数百人，教他们“唱道情”（弹琴卖唱）及“推算星命”（当“算命先生”），到“业成能自谋生为止”。
“普济堂”：在成都东门，俗称“孤老院”，专收养年老无依之人。对“孤老”们的考虑还是周到的，堂里除供给伙食外，每人每月还给钱三四百文零花。
“与善公所”：取“与人为善”之意，设在城内延庆寺，办施米舍棺等多种善事。
清朝末期，成都东校场口的昭忠祠街上，官方还相继创设了“苦力病院”（专收治社会底层的贫苦病人），及“济良所”（专养愿从良之娼妓）。
我祖父清末当过椒子街“街正”，那“官衔”大概相似于如今“居委会”主任吧。听父辈讲：除上述官方或民间慈善机构外，每年岁终，各街“街正”大都也要约集本街“善人”们，给穷民施米送钱送旧衣。看来，成都民风自古淳善。
（下篇：《成都首次遭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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