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乱动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如果反右算是地下室，文革就可以算十八层地狱了，然而父亲倒被命运带走了节奏。57年的反右彻底打碎了父亲的政治前途，也把他从孜孜不倦的事业追求中解放出来，从谷底爬起来慢慢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和父亲一起去图书馆的右派有好几个，他们都得到当时图书馆的领导的善待。那时图书馆的馆长史国衡教授是一个曾在哈佛镀过金的社会学家，书记徐静贞是38年去延安的老干部，他们对于这几个右派还算客气，在需要他们做事的时候，甚至算得上器重。
更重要的，父亲在图书馆的同事之一是我后来的大姨，她把她的二妹，同样是右派的我的母亲介绍给了父亲。那时母亲除了是右派外，还比父亲多了特务等其他头衔，但大姨向父亲保证这些都是冤枉的。
父亲相信了。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感似乎还不如父亲在刚入清华那三个月里的强烈，除了有时回忆起一天8个一两的小窝头定量一个上午就吃光，以及和右派同事一起在宿舍附近种萝卜的趣事之外，父亲后来认为那段生活是平静和温馨的，尤其在他结婚以后。
母亲有一个庞大的娘家，和我姐姐。在这个小家庭和背后的大家庭中，父亲感受到了不少温暖，对于原生家庭的责任他也没有放弃，他的收入几乎一半会寄给南昌的祖母和其他需要抚养的晚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出生以后。
平静的生活终止于波澜壮阔的文革浩劫。
在文革首先也是最严重冲击的人群中，有一些恰恰是几年前冲在“反右”运动前沿的积极分子。他们当年所施与别人的恶意，被乘了一个很大的倍数后，又被更积极的分子们反施与回来。但如果说这是一种报应，便显得轻薄了。
父亲没有感到任何幸灾乐祸，在一场非自然的大洪水面前，所有没有翅膀和鱼鳃的人类都是溺者。
大学是新中国牛鬼蛇神密度最高的地方，一个摘帽右派很容易被积极分子们忽略。而被“反右”打掉各种锐气，培养出充分的小心翼翼的父亲终于漏网了。
但母亲没有漏网。
母亲的右派身份之外，还有一个特务的头衔。在55年的肃反运动中，母亲经受诸多折磨，几乎自杀之后，曾经幸运的得到了一个“查无历史问题”的结论。然而这一切随着文革对于建国十七年历史的否定也被置之脑后。
“查无实据”的特务也是一种特务。
在我一两岁时，父亲因为照顾生病的我而劳累过度，突发轻微的中风，而几乎同时，母亲因各种历史问题而被隔离审查。在那个阶段，父母甚至考虑过把我送给别人收养，比如我的二姑妈，当时二姑妈的小女儿刚刚在文革期间的武斗中遭遇意外。
在父亲中风未充分痊愈的情况下，他又随着清华大队人马，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此时我被寄养在门头沟的农家里。
江西是父亲的老家，鲤鱼洲也是血吸虫的老家。父亲晚年把当时他在江西与在北京被隔离的母亲之间的通信整理出厚厚的几大本，那是一段让他，让他们无限感慨地回忆。在这些旧信中，我看到最多的是一些柴米油盐，诸如：“我有几尺布票，可以买块布料，给你做个裤子，给小元做件衣服”。“上个月向某某借了5块钱，别忘了还”等等等等。
没有任何思想。这就是庶民的思想。
文革初期的暴风骤雨之后，便是相对平静的生活，虽然有艰辛，也有可以喘一口气的庆幸。那时的我也渐渐有了童年的回忆。
我从小是由父亲带大的。
我们家在平斋住了几年筒子楼，几番周折搬到西院。那时图书馆有些书被列为禁书，主要是半文半白的明清小说，需要进行重新甄别，这个任务被交给我父亲这个右派。于是偶尔父亲会把一些禁书带回家看，我因此偷偷地看了一些，如《封神演义》的下卷，《一层楼》等，并且从《一层楼》里建立了对于红楼梦的憧憬。
在西院，我们还经历的唐山地震，住在地震棚里的日子对于我快乐无限。
后来我们搬到中五楼，从平房搬到单元楼，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搬的过程父亲有些不痛快，挑房号时他的顺序被排在很后面。
他不得不记起自己依然是一个右派。
水龙吟五月十六日有怀
圣人盛世悠悠，晴岚拂乱青云路。
三生石冷，五陵原尽，携谁絮语？
壮志凭栏，雄心仗剑，屠龙应怒。
忆江东故事，八千子弟，刀锋下，分秦楚？
却拾焚余旧卷，裹儒巾、坑中怜汝。
多情应愧，无情应悔，绝情难恕。
俗众如氓，宏才如翠，独夫如虎。
问春秋大义，何人解我，竟依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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