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人在用白描的手法描绘田园风光的同时，也巧妙地在其间融入自己的生活理想、人格情操。这种田园诗对为中国古代的，乃至如今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灵上的家园。
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刘惔、王濛、支遁、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士人群像。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国外汉学专家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抱有极大热情与迷醉，同时也出版了很多生动的研究专著。《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为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二部，述及西汉初期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涉及司马迁、汉赋与乐府、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等文学派别与文学家。
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加之日本学者严谨而细腻的风格，遂使本书常发他人所不能道，视角独特，见解深刻。作者从将其作为理解西汉至南北朝之间企图摆脱国家羁绊、拒绝埋没于体制的“士人”精神的锁钥，勾勒出中国古代士人努力把握命运、遵循自然情感而生的人文群像。
01.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提及中国西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就必须谈及《史记》。《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後来历代“正史”所传承。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并非司马迁一力完成，而是父子二人合力编纂，且在编纂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素材，两人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也特别高妙。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文字生动，笔力洗炼，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项羽率直卤莽，刘邦持重刻深，宛然可见。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02.特殊的政治局势演变出特殊的文化风流
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非常重视文人、士人的时代。但由于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各权势集团互相倾轧，斗争残酷，士人们自身的政治命运常常难以捉摸和把握，宦海沉浮，人心难测。
为了避开政治漩涡，士人本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原则，他们拼命放纵性情。正是因为名士们的生存状态是特殊的，所以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掌握知识，但却不在封建统治体制之内。文化的力量在此显示出特殊的魅力，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在了文化领域，这就使得他们的精神能够长存，并且形成了一种名士文化。这种文化需要特殊的性格，特殊的人格才能炼成。
拿《古诗十九首》来说，它其中描述的就是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充满了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再提及“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他在诗中创造了一个诗化了的人生理想境界，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与自然相亲的理想人生，如《赠兄秀才入军》。嵇康的诗歌中还有一种峻切之语，对险恶的世道人心发出一种愤激的批判，锋芒犀利。
这种名士风格虽是暴政下知识分子出于无奈的选择，但却从历史特点上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开我国知识分子与专制暴政不合作之端，而且创文化人突破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教从而实行思想解放之始。
以陶渊明为例，在作者的笔下，劳动是艺术化了的很有诗意的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领域——田园诗。读者可体味出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为一。对劳动的艰辛也表现出平静乐观的心态，躬耕之志始终不渝。如《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了诗人的人生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管，而以求自安。”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语言不加雕饰，不用夸张的铺排和绮丽的色彩，在于全是以他性情中自然流出的言语，在于内在感情力量。创造出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的艺术境界。
《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是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代表作，也是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普及性著作。从文字的解读与分析入手，以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严谨而细腻的风格，结合考古学、文字学的发展路向，力求还原鲜活的古代士人世界。开辟了古代诗歌研究的新途径，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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