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的节气刚过，外边的风凛冽刺骨，从窗户纸裂开的口子吹进来，坐在煤火台上的妈妈、哥哥和我不禁打起了寒颤。
我家的煤火台是靠着窗户盘的，窗户台比煤火台高出一小板凳那么高，方便人们烤火取暖当座儿用。那时很穷，穷得家里连个凳子都没有，我上小学三年级，坐的小板凳还是我大伯家的。说起来我们三个人是在煤火台上烤火，其实，火根本就是糊着的，只有一个手指头粗细的小孔向外吝啬的放着微热，这点热量早被外边吹进的寒风驱赶的荡然无存了。
妈妈盘着腿坐在煤火台稻草编织的草垫上，我借着墙上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妈妈满脸的愁容。已经过了小雪节，家里还没有过冬的存煤，放煤的墙角已经露底，现在烧的还是前两天借我堂伯家的两箩筐煤。别说取暖，就是做饭都很困难。
那时物资紧缺，不仅买粮凭粮票，穿衣凭布票，就是点个煤油灯也得凭油票。烧煤更别说了，必须凭煤票。上边供应的煤票太少，根本满足不了社员的生活需要。我记得我们村的群众有劳力的大都是农闲趁空上山背煤柱，用小独轮车推着两根背回来的煤柱，到距我们八九十里远的方庄或冯营煤矿去换煤，一根煤柱能换300斤煤，那时的群众就是这样解决燃煤不足问题的。而我家背不动煤柱，哥哥当时才12岁，我10岁，而弟弟才7岁。我家的燃煤不足全靠我们兄弟们放学后拾柴火烧地锅补贴的。可是现在是冬天，场光地净的，哪有柴火可拾啊！“这冬天该咋过呀？” 妈妈叹着气说道。
和妈妈对面坐的哥哥，久久地皱着眉头，不说话。我在窗台上坐着，夹在他俩中间，想了好一会儿，忽然蛮有希望地说：“为啥不去找爸爸要点煤票呢？”
我爸爸在距我家30里外的一个公社工作，他是那个公社的社长，和现在的乡长级别一样。按他的地位权力，给我家弄点煤票绝不是问题。可他是社长，心系的是全公社的大家，而不是自己的小家。哪个公社都有类似我家的这种困难情况，各公社都有各公社的困难社员，爸爸绝不以权谋私。那时的公社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当我提出来去找爸爸要煤票的想法后，首先反对的就是我哥。他知道爸爸的干板直正，大公无私，即使去找爸爸，也不可能要得到的。哥哥把目光移到我的脸上说；“要去，你去！”我从小就是个什么困难都不怕的人，听到哥哥的话，我想都没想，就十分坚决而自信地说；“去就去！”妈妈忧虑并担心地说；“孩儿啊，这么远，你就没出过门，路都不知咋走，咋去啊？别煤票没要来，再把你给走丢了”。
是啊，我才十岁，除了去过5里远的姥姥家，还去过2里远的公社供销社卖鸡蛋灌洋油之外，真的，去过哪呀？正在我有些为难犹豫的时候，忽然想起学校李老师刚刚教我们的[红灯记]选段，李玉和有一段唱词：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铁梅是一个女孩还那么坚强勇敢，而我是个男人，不应该更坚强些吗？想到这里，我信心百倍地说：“妈，你放心，我坚决去！不知道路，我鼻子下边不是还长着嘴吗？” 我想起哥哥的同学家有自行车，就对哥哥说：“哥，你去你同学家给我借辆自行车吧，前几天，我给我的发小学会了掏骑。” 掏骑就是小孩们学骑车时，坐到车座上够不着脚蹬，采用一只脚蹬左边的脚蹬，而另一只脚则从车梁下边斜伸到右边的脚蹬上，左脚右脚少半圈儿地反复蹬，这种骑法，骑得时间长了非常累。但是肯定比步行快。
第二天早上，妈妈借了一升豆面，给我做了非常可口的白菜芯捞面条，我就着腌制的辣椒韭花，饱饱的吃了一顿，带上妈妈的担心和期望，带着哥哥的鼓励和怀疑骑车上路，开始了我的人生第一次的长途出行。
路上，只知道我爸爸工作的地方是沿着我家门口的公路一直往西走，走够30里路就到了。30里路究竟有多远，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哥哥借的自行车比我爸爸的还破，爸爸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那都响，哥借的自行车，极简单，三角大梁一个座，一条链子连两轮，上边加一个掌管方向的车把，什么铃啊锁啊，泥瓦链瓦的，前闸后闸的统统没有。就这个车子，当时在我们庄也没有几辆的。我骑上车子，走走问问，问问走走，三里一停，五里一歇。虽说寒冷的冬天，又刮着冷风，但我浑身冒着大汗。
骑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一座大桥前，那桥好大，全是青石条砌成的，坡很长，也很陡。当时我真担心，我推车都不定推上去。我蹶着屁股凹着腰，使尽了全身力气向上推着。到了大半坡时，一个拾粪的老大爷看见我的吃力，不由分说地帮我推上坡去。过了桥后，老大爷告诉我，这桥就是峪河大桥。我一听是峪河大桥，心里好是高兴，一路的疲惫顿时九霄云外去了。因为过了这座大桥，离我爸爸工作的公社就不远了。就这样走着打听着，终于在峪河大街的最西头路北，看见了一个大门。大门两边，挂了两块木牌，左侧牌子上写着：“中共辉县峪河人民公社委员会”，右侧牌子上写着：“辉县峪河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对，我爸爸就在这里，见到我爸爸就可以拿到煤票，拿到煤票我家就可以度过寒冷的冬天了，想到这里，心里热乎乎的。推车径直进了公社大门。
公社大院很大，有好多的树和房子，但很少见人。大院分为前院后院两部分，前院东西一排房子是什么什么办公室，中间一个过道通往后院，过道的右侧有一个门，门上挂着一个白布帘，门的上边有一块小牌子写着：“民政室”三字，这时的我不知怎么了，显得很眼生，也很拘谨，在家玩耍的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头儿不知跑哪去了。
我小心地轻轻地掀开布帘，靠着门帮往里看，屋里的煤火上，穿出的火苗足足有一尺多高，她在来回自由地摆动着，顿时只觉一股暖意袭上面颊，暖暖的，像妈妈的手在抚摸。大约几分钟后，我才把目光移到一张简单的三斗办公桌上，一个五十多岁的光头歪脖老人在伏案写着什么，我不敢惊动他，也不敢贸然进去打听我爸爸在哪办公，就小心翼翼地靠着门榜站着，等着，等着他抬头发现我。大约一支烟的功夫过去了，他才抬头看见了我：我上身穿一件黑色的粗布烂棉袄，有几处还露着套子。下身穿了一条绛色的粗布破棉裤，布条子的腰带头向下耷拉着。光脚穿一双黑色粗布单鞋，鞋的前方，脚的大拇指处已拱出了一个小窟窿。活脱脱的一个小乞丐！
“小孩儿，你在那干啥呢？”听到歪脖老人的问我话，我的心猛一激灵，慌忙回答说：“我找，找我爸爸”！歪脖老人心想：这个小要饭的，怎么跑这找爸爸呢？他眯着眼好奇地问道：“你爸？谁是你爸？”我说：“我爸爸姓曾”。全公社干部中，姓曾的只有一个，歪脖老人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了片刻，遂站起身来，走到我身边，一把抱起我，放到煤火台上，说：烤火吧孩儿，一会儿去食堂吃饭。说罢，他又坐回到办公桌前办公了。
我急于见到爸爸，烤了会儿火，手脚身上都暖和了，就很有礼貌地问道：“大爷，我爸爸呢？”他说：“带着干部们骑车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了，傍晚才能回来。”我一听这话，情不自禁地，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哭得很委屈，哭得很无助。这可怎么办呢？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掏骑自行车30里地，见不到爸爸，我去哪要得了煤票？要不了煤票，我家怎么过冬？
歪脖大爷看到我一脸的憋屈，不慌不忙地走到我身边，安慰我：“孩儿，别哭，你爸爸不在，有我呢！找你爸爸有啥事，给我说。”我哭着说：“大冬天这么冷，我家还没有过冬的煤烧呢，我来找爸爸要点煤票的。”“哦？你家还没有过冬的煤烧？这个曾社长啊！我几次问他，他都说，峪河的社员也困难，我的那一份煤票给最困难的群众吧。我家能想办法过去的。”歪脖大爷嘟囔着说。
中午，开饭的钟声响了。歪脖大爷带我在公社食堂吃了中午饭，他给我要了白面馒头小酥肉，而他自己却吃着萝卜丝面条。我记事第一次吃上这么好吃的饭。临出食堂，歪脖大爷还给我口袋里塞了好几个馒头，说是让我路上吃。回到办公室，他打开抽屉，给了我1500公斤的煤票说：“小孩儿，你拿着，这是我们公社对干部困难家属的应给煤票，你爸爸这几年都说家里没困难，家里能解决，就没要过，今天，我做主，你拿着装好，带回家里吧！”我拿着煤票像拿到了宝贝一样，小心谨慎地装在我左上侧口袋里，用别针细心地别好，生怕路上丢了。下边的两个口袋还装了四个二两重的白面馒头。临走时，我深情地跪在地上，向歪脖大爷真诚地磕了个响头，说道：“大爷，你是好人，你啥时往俺那路过了，一定到我家坐坐啊！”
回来的路上还是掏骑着车，但觉得很轻松。走一程下车摸摸口袋，看看煤票在不在，再走一程再下车摸摸，生怕它丢了。当我快到家门口时，心劲儿一点也没了，全身困疼，不由地手一松，身一软，便倒在了家门口的土地上，自行车也伴着我倒在了一旁。
妈妈和哥哥闻声跑出来，把我抱到屋里，放到那个吝啬放热的煤火台上，我歇了一会儿，妈妈心疼地留着眼泪说：“孩呀，你回来了！妈妈就放心了！”哥哥也噙着欲滴的泪水问我：“要到煤票了吗？”我没急着回答哥哥的问话，而是慢慢地取下上边口袋的别针，掏出15张100公斤的小长条煤票，连着四个白面蒸馍，一起递到妈妈和哥哥的手里，我情不自禁地抱着哥哥的头哭着说：“哥，你吃个蒸馍，快去找队长吧，我把煤票要来了。让他给咱派马车，明天去方庄煤矿拉煤吧！”这时，我，妈妈，哥哥三个人抱在一起，头碰着头，心连着心，哭着，笑着，心酸着，兴奋着，五味杂陈一起涌来……
第二天下午，风比昨天刮得还大，空气比昨天冷得还很，但我看着卸在我家门口街上的一大堆乌黑发亮的方庄煤和炭，心里却是热乎乎的，现在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句才能表达出来当时的心情的。
那一年，是文化革命的第二年，我刚十岁，个子和自行车把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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