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千家峒的红杜鹃

一、师公

新千年伊始，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从《中国演员报》跳槽去了《科学时报》的副刊，糟糕的是副刊很快就面临了停刊整顿，我又跳槽到了《文化时报》。在新的工作单位里，遇到了另一位好主编杨文利，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们。2000年前后，是纸媒的好时代，经常有新的报纸创刊面世，新闻从业者的流动性很大，没过多久，《文化时报》的主编换成了来自《羊城晚报》的朱昕，这又是一位好主编，他给予编辑记者们很大的自由度，同事们的工作状态都很积极主动。我则遇到了一个拍摄纪录片的机会，便暂时离开了报社。

我参与的剧组是要拍摄一个关于瑶族的纪录片：《寻找图腾》，我担任文案和场记，导演是朋友王墨。我跟随剧组去了广西的深山里，每天和瑶族人打交道，在接触到的拍摄资料里，发现瑶族的历史充满艰辛，从古代就被强大的民族赶到山里的最深处。剧组每天都在深山里跋涉，走访一个又一个山寨。每天夜宿在瑶族老乡家里，有一次半夜醒来，看到窗外的群山叠嶂，如水墨仙境，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恍惚。遇到雨天，我们休憩在瑶民的木房子里，听着雨打芭蕉声，所有的疲惫都被这惬意抵消了。

剧组最先拍摄的是瑶族里的红瑶，这个分支族群信奉的是原始宗教，师公是其宗教活动里的重要人物。因为受道教影响颇深，师公有点像是汉族里男觋，会做法术，是祭祀等法事活动里必不可少的角色。

我们要拍摄一个师公了。拍摄之前，瑶族老乡提醒说，师公法术很高，让我们在拍摄法事的过程里小心一些。我们收敛起嬉笑，一脸肃穆地应承着，私下里却还是掩不住猎奇心态。我从瑶族翻译人员的口头表述里，记录下了师公的大致情况，没有准备采访问题，一是因为语言不通，二是因为师公不会向人透露他的法术，三是这次录像不是访谈，只是纪录他做法的全过程。

摄影师和助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装好充足的录像带，准备好电池，又担心寨子里停电，助手们抬了自备的发电机。

剧组一行人进到师公的院子里，他从屋里迎了出来。这位师公皮肤黝黑，身材敦实，衣冠整洁，不苟言笑。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他对我们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披上了一件长袍，戴上一顶高帽，拿起一个面具，便开始了“舞蹈”。摄影师架着机器认真地跟拍，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师公神秘的肢体语言，大约过半个多小时，法事表演完毕。师公结束了最后一个动作，又缓了一阵情绪，和我们又点了下头。负责翻译的瑶族老乡和他寒暄了几句，我们便告辞了。

剧组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例行公事地看回放。摄影师打开机子，屏幕开始闪烁了几下，接下来播放的全是蓝色。摄影师又把磁带检查了几遍，还是奇怪的蓝色，不见一个人影。——全剧组的人都傻了。

我们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总之，这是一次费时费力却一无所获的拍摄经历，我们没敢和瑶族老乡们说录像失败了，更没有好意思再去补拍。后来，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对待原始宗教的一些仪式，多了几分敬畏和小心，再也不敢轻薄怠慢。

二、遇见自己

剧组进入贺州地区，车子开了几个小时的盘山路，我们下了汽车，扛着行李，用双脚经过了长途跋涉，大概用了一天的时间，才进入到金秀县一个红瑶寨子里。

进到寨子，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山寨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歪斜陈旧的墙壁上，有斑驳的字迹：毛泽东思想万岁。在这文革时代的标语下，有一堆孩子们出来看热闹。挤在墙角的孩子们，目光呆滞，衣衫褴褛。其中一个女孩子，八岁左右，她的脸上污秽不堪，一双眸子里却清澈无暇，像两颗无暇的钻石，她的开裆裤烂到裤腰，露着屁股。我看着她，泪水夺眶而出，仿佛是看到了童年的自己。

我的童年就是这个样子的，浑身脏兮兮，衣不遮体。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体大娘突然把我拽到她家的门洞里，让我坐下等她，只见她快速进屋取来了针线，弯腰给我缝补了起来。一边缝补一边对我说，闺女家是不能露屁股的，你都这么大了，要知道害臊。

我真正自觉地感到害羞是在上小学之后，一次下雨，我的粗布裤子淋湿了，可只有这么一条裤子，就一直穿着湿裤子打着冷颤。因为太冷，我躲进家里的牛栏，脱下裤子，想拧干水再穿上，在拧的时候，裤裆地方的线崩开了，我光着屁股蹲在地上，把脸埋进双手里，无声地痛哭。我当时并不是痛恨命运的不公，而是因为感到了羞耻，为自己的破裤子而哭，为自己连一个内裤都没有而哭，为活得羞耻而哭。

我看着山寨子里的小姑娘穿成那个样子，却爱莫能助，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兜里的巧克力分散给她们。我似乎对瑶族图腾已经不感兴趣了，更为关注的是当下的孩子们的生活状况。此时都已经是新千年了，山里的孩子们还重复着我童年的物质匮乏，过着与世隔绝的蒙昧生活。

红瑶住在山的最深处，因为没有耕地，养不活更多的孩子，在古老传统里，他们的祖先从不多生孩子，每家只生两个，无论男孩子女孩子，只要两个。他们曾经有一套自己的节育措施，就是用山里的一种草药避孕。解放之后，这个民族自觉节育的方式就废弃了，孩子越生越多，日子越来越难过。后来，全国又搞起了计划生育，但是在这深山里，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

我一直想知道瑶族人古老的避孕草药是哪一种，瑶族老乡也不知道，说早已失传了。听老一辈的瑶族人说，那种草药也不是很灵，会发生避孕失败的情况。万一避孕失败，多生下来的孩子会被杀死，听上去很残酷，但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这虽然是个糟糕的方法，却也是最可取的方法。听到这个残酷的习俗，我对红瑶民族肃然起敬。

我的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只具备繁殖的意义，每个人的生命质量都非常糟糕。我宁可自己不曾出生，以保全我哥哥姐姐的生命质量。作为人类，不是只要活着就好，我们是有别于猪猡的高级动物，需要尊严和爱。如果我的父母像红瑶祖先们那样，量力而生，我会对他们肃然起敬的。

生孩子太容易了，养育孩子很难，更多的农村人和我父母一样，只选择了容易的事情。糟糕的是，我也做了这样的选择。宝贝，对不起。

剧组在山寨里拍摄了一夜的流水席，孩子们都睡去了，瑶族老乡们尽情地喝酒唱歌。第二天，我们扛着行李出了山寨，长途跋涉到半路上的时候，剧组的一个小伙子体力不支瘫倒在地，被瑶族老乡抬着走了一阵，当我们彻底走出泥泞的山路踏上沥青路的时候，全剧组的人都瘫在路上，大口喘气。

我们在山脚下的房子里和昆虫们睡了一宿，第二天就上车开路，绕了几个小时的盘山路，回到了县城。

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满嘴喷着酒气接待我们，他说每天都要喝好几桌。我和导演想起了山寨里的贫穷，再看看工作人员腐败嘴脸，情绪很低落，当那位工作人员和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和导演拒绝了。

离开贺州的时候，我让瑶族向导帮我找到五个失学的女孩子，资助他们上学。向导问我为什么只资助女孩子，我说出了我的故事——

我12岁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重男轻女的父母勒令我退学。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吃早饭的时候，都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离桌，然后到另一件屋子里偷偷拎了书包出门。这样蒙混了几天，终于有一次，在拎了书包准备出门的时候，被父母堵在屋里，像是斗地主那样斥责我，不许我去上学。从那一天之后，我就彻底辍学了。在家里偷偷看书会遭到母亲的责骂，读书成了罪过。可我不想像两个姐姐那样成为文盲。在我17岁的时候，我离家进京打工，在漫长艰难的打工过程里挤出时间自学，直到28岁才考上了北京大学成教院的广告学专业。

我的求学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当我看到山寨里失学的女童们，就像是看到悲惨的自己。

向导收下我塞给他的2000块钱，说找失学女童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三、千家峒的红杜鹃

剧组的拍摄任务很重，不敢在县城里多做停留，我和同事们只歇息了一宿，就带着一身的酸痛，再度进山了。

这一次的拍摄目标是瑶族发源地——千家峒。

千家峒位于广西东北部灌阳县境内，东与湖南都庞岭交界，海拔2000多米，是全世界瑶族同胞共同的故乡。

我们全剧组的人，加上几个挑夫和一个向导，总共十三人，一早从灌阳县出发。整个队伍里只有我一个女性，男人们都怕我坚持不下来。我觉得以我农村人的出身和体格，爬山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我喜欢历险。剧组的人为我的淡定和毅力所折服，为我取了外号：观音姐姐。

一行人进入到深山里，根本没有路，向导和瑶族老乡走在前面，为我们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大多情况下，我们是顺着干涸的小溪水道往上爬，或在竹林密布的崇山峻岭中穿行。我背着笔记本电脑紧紧跟在队伍中，秀丽的风景抵消了劳累。队伍走到下午时分，路过了将军石，过了野猪湾，见到一个山谷。向导说谷底有废弃的矿井，曾经在此挖矿的人出山后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陆续死掉。此时，山谷里一阵阴风吹来，我心里打了寒颤。为了消解当时的恐怖气氛，我在心里说：矿工死掉的原因一定是因为矿井里有辐射。

队伍们加快了步伐，绕过了峡谷，拐向一个山坡，就在拐角处，突然一棵开花的树映入我的眼帘，我惊呼了起来，剧组的人都停下脚步，欣赏那棵开花的树。

“那是红杜鹃。”向导脱口而出。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杜鹃树，开得那么灿烂，像一块巨大的红手帕，摇曳在深山处的无人区里，似乎是刻意欢迎我们的到来。红杜鹃的突然出现，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如果人们不经过此地，这棵树的灿烂就无人分享。看着火红的杜鹃花，我所有的辛苦，在那一刻得到了补偿。觉得就算是为这一棵红杜鹃，此次进山也值了。

我痴痴得看着红杜鹃树，不知不觉落在了队伍的最后边，前方的挑夫们头也不抬的继续赶路。向导催促说：“我们得抓紧赶路了，否则天黑之前到不了四十八步。”

四十八步是我们的露营地，果然，赶到此地的时候天色黑了，挑夫们放下行李，麻利地砍树扎帐篷，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简单铺了一些树枝，大家就当床躺下了。我的身体基本上躺不平，被石头和树枝硌的难受，就不停的变换躺姿。入眠时分，身旁的树丛里突然有一只大白鸟降落，又突然地被我们的叫声惊飞。也许，我们占据了它的巢穴吧。

翌日清晨，大家简单吃了点干粮，继续向千家峒进发，浑身酸痛的关节走着走着就习惯了。中午的时候，一片平原展现在眼前，挑夫们放下了担子，向导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千家峒了！”

放眼望去，千家峒是一片小平原，但对于山民来讲，这片平原已经弥足珍贵。人们眺望远处的韭菜岭，向导说山高路远，我们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摄影师们开始拍摄，然后大家在小平原上稍作休息，就往回赶路了。因为一路下山，行进的速度快了一些，天黑的时候，我们赶回了灌阳县。剧组的男人们都累散了架，我的身体耐力却超越了男人们，这让大家很吃惊。进山之前，大家叫我“观音姐姐”，出山之后，他们改口叫我“铁观音姐姐”了。

这次的进山经历，印在我脑海里最深刻的事物，还是那一树灿烂盛开的红杜鹃，还有一路含情脉脉的向导帅哥。

离开灌阳县的时候，向导帅哥突然找到我，胀红着脸要说什么，我也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彼此僵持了几秒钟，场面很尴尬。剧组的人催促我收拾行李，我连一句再见都没来得及说，就上车走了。

第二天，剧组到了柳州，我接到了向导帅哥的电话，补充了那一声“再见”，此后再没相见。

四、闺蜜罗敷

我从广西的深山里回到北京后，又回到了《文化时报》上班。远在贺州的向导给我打电话说，他找到五个失学的瑶族女童，于是我开始和几个女童联系上，按学期给她们寄钱读书。

下半年的时候，我和朋友王墨在宋庄拍摄他的剧情片《东村故事》，意外遇到了包耀玮的前男友冰峰，他还是一副艺术家的气质。我讪讪地说，我和包耀玮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尴尬地笑了笑，没有接这个话题。很显然，冰峰不想提起往事，我也不想提起往事，就这样，我们淡淡地寒暄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再次在剧组碰见他的时候，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娇柔漂亮的姑娘。看着冰峰和新女友亲昵，我内心掠过一丝时过境迁的伤感。他和包耀玮热恋的时候，我目睹了他们从热恋到分手的全过程。

你的李燚阿姨在公主坟的建设银行工作，我有一次在那里取钱，从柜台的一个窗口里看进去，里面正是她。取完钱，她送我出来，我们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及你，往事就像不能碰触的伤口。我假装轻松地和李燚告别，内心在默默滴血。

一个人离婚或者失恋，都会同时损失一些朋友。我与你父亲离婚后，丢掉了三个好闺蜜：李燚、闫小原、包耀玮。我想念你，也想念她们。

在《文化时报》上班的日子里，突然接到《新闻周刊》的女编辑打给我的电话，向我约稿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她说是江小鱼推荐的，她叫罗敷。

罗敷向我约的稿子是一篇导演娄烨的访谈，那时候娄烨刚拍完《苏州河》，口碑不错。我为此特意去采访了娄烨，写完稿子拷进软盘，然后拿着软盘去了《新闻周刊》，我和罗敷第一次见了面。她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小美女的样子，满脸堆着和善的笑容。我交给她软盘的时候，说是连夜赶出来的。她吃惊地说：“你熬夜了可还是容光焕发，一点黑眼圈都没有。”她的话迅速拉近了女人之间的距离，我笑了，觉得这姑娘说话让人爱听。

稿子刊发后，罗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总编很喜欢那篇稿子，特意让她约我吃个饭，我欣然前往。在甘家口附近的一家馆子里，她请我吃了炖牛腩。那是我吃过最好的炖牛腩，后来我下馆子经常点这个菜，却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地道的炖牛腩。吃过晚饭她又请我到她住处喝茶，我从来不喝茶，只习惯喝咖啡和可乐，但我还是欣然前往了。到了她的住处，我发现她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房间里整整齐齐，好几盆郁郁葱葱的绿植，不像我的房间里一派荒芜和凌乱。她后来到过我住的地方，感慨道：“你这里像是民工的住处，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生活的也太简单了。”

和罗敷初相识，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她是一个很勤奋的文青，那时候刚写完长篇小说《垃圾人》，正在修改阶段。

在生活做派上，我和罗敷是两类人，她懂得生活情趣，很爱美，仪表精致，我却是不修边幅，永远是一身的牛仔或休闲；在性格上，她随和友善，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而我性格孤傲，内向，说话直接。就是这样两个秉性不同的人，由于她的理解和包容，让我们从此成为了一辈子的闺蜜。

五、疤痕和耻辱

 

我有了新的朋友和新的闺蜜，但是宝贝，你的故事成为我心头的秘密，不忍诉说。我很想找到合适的时机，向闺蜜罗敷倾诉，但因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一直没提。

每当夜深人静，当我对镜子里的自己，你的印迹在我的腹部赫然呈现。剖腹产凸起的疤痕呈现红亮色，两侧是缝针的印记，像一条蜈蚣趴在肚皮上。这条疤痕，将一直提醒着你的存在。

我的身上有很多疤痕，双手上有大大小小的疤痕十几处。小时候我是左撇子，割草的镰刀都是右撇子使用的，因为我左右手配合吃力，几乎每天都会割破左手的手指。

我最大的疤痕是在屁股上，那是婴儿时期的烙印，它提醒着我，女性在家族里卑微的地位，母亲那句“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是个女孩子”的话，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小时候因为衣不遮体，我屁股上的疤痕被男孩子们看见，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疤拉腚”。我整个童年都被这种羞辱感所笼罩。

还有一块疤痕是在腿上，那是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要我牵着牛车进院子卸车，我因为掌控不了那头牛，车子一偏向，我的腿被挤在院墙和车轮之间，动弹不得，父亲破口大骂，嫌弃我不中用。我的腿抽出夹缝，鲜血直冒，却没感觉到疼，疼的是内心，因为父亲咒骂个不停。

和疤痕一样羞辱我的，是饥不择食的生活。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就吃野草的种子。有一次耻辱的经历印象深刻，那是一个大风天，两个外地的骑车男人，路过我们村子，因为是顶风，俩人实在累坏了，他们骑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就进到我家歇脚。

两个外地人坐在外屋灶台旁，对父母说他们来自天津小站，他们要去村南的农场里探亲。当时正赶上我们家揭锅吃饭，孩子们就在地上放下了一张桌子，母亲揭开了锅，锅里是野黄菜种子做的糠饼子。两个天津人看到我们吃那样的东西，就惊呆了，他们感慨不已。我羞愧地拿着一块野糠饼子，躲了出去。

我的羞愧不仅仅是因为贫穷，更是因为一堆孩子围着一张桌子的场面，密密麻麻的脑袋围城一圈，就像是槽子四周拱食的一群猪。我为自己过着低等动物的生活而羞愧。

那么贫穷的日子，父母还生了八个孩子，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羞辱。

我从小就不在大桌子上吃饭，每次都是拿了自己的窝头，到另一间没有人的屋子吃。我不喜欢围成一桌子的景象，就算是成年之后，和朋友们聚会也是一样。我更能接受西式快餐那种每人一个托盘的方式。

我在拥挤的大家庭里长大，从小觉得自己没有活成人类应该有的样子。

2000年岁尾的除夕夜里，我蜷缩在出租屋里，自己默默舔着心头的每一块疤痕，以一袋速冻饺子为自己的旧世纪画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