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1848—1908)是我们瑞安最有名的历史人物，去年又被温州市评为温州市的十大历史名人之一。他幼承家学，以通经为体，识时务为用。学问博大精深，一生著述近40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各方面。特别是他的《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两书尤为世所推重。早在40多岁时，就已名闻全国。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康有为、梁启超、俞樾、章太炎等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孙诒让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宰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时他放眼世界，忧国忧民，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认识到他擅长的考据、训诂之学，已不能挽救祖国的危难和同胞的饥饿了，于是毅然走出书斋，转而关心政治，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及时定位在救亡图存上来。
他曾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提出拟建立“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的“兴儒会”，并手订《兴儒会略例》廿一条，希望“广甄人才，厚植群力”。在戊戌“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又为清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代撰《变法条议》四十条，准备上呈慈禧太后。但这两件事都没有成功。前者因为发现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自己放弃了，后者则因盛宣怀认为他“持论太高”，怕犯忌讳不敢上陈而作罢。
但孙诒让始终没有灰心，没有放弃“救亡图存”的人生追求。他继承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和“治国救世”的办学目的，在“外患之刺激既盛，内情之愤懑更深”的情况下，益发体会到“自强之源，莫先于兴学”的道理。于是，孙诒让的晚年便在“兴学救国”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了。
他于1896年先在瑞安创办学计馆，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此举开浙江风气之先。随之1897年又开办瑞安方言馆、温州蚕桑馆，1899年又建瑞平化学堂。瑞安学计馆、温州蚕桑馆和瑞平化学堂，都是国内同类学堂中最早的专门学校之一；瑞安方言馆则是浙江最早的外国语学校。1902年他还发起组织劝解妇女缠足会，倡办女学蒙塾。这样把学校扩展到成人及妇女，体现教育内容的“致用”和教育权利的男女平等，逐渐形成地方兴学重教的新风尚。1905年11月，温州、处州(今丽水)成立浙江省学务分处，孙诒让便被公推为总理。在温处两府他一共创办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309所，除了中学和师范是官办之外，其他学校都是由地方士绅捐资和民众集资所办。温、处两府当时是浙江省人口较少，又最穷的地区，而数年间普通教育发展竟居于全省领先地位，孙诒让为浙南地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与他晚年的“走出书斋，兴学救国”的人生价值观是分不开的。
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做人态度的基础上，孙诒让的人生价值观始终顺应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在时代矛盾斗争中，他始终有鲜明的态度：在保守与维新之争中，他站在维新一边；在实行科举与兴办学校之争中，他站在兴办学校一边；在科学与迷信之争中，他站在科学一边；在西学与中学关系之争中，他积极提倡西学，同时主张保存优秀的民族文化。处在清末的时代，他有这种不断进步的价值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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