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一直以为姑姑是爷爷手里的一张牌，爷爷让她怎样出牌她就会怎样出牌。
二十五岁参加工作，二十七岁嫁人，三十岁怀孕。每一个台阶都按照爷爷的指令坚决执行，就像是遵循自然规律依次进行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可能是怀孕之后意识到还有一个娇嫩的后代需要她来考虑，也可能是在一个三流的中学当教师发展空间有限，亦或是五线小城市不见天日的进步。
总之，姑姑提出了一个很不像她做出的决定，她想和姑父一起去郑州发展。
爷爷的借口和所有老一辈父母的借口都一样，你们去郑州了谁来养他。
爷爷以为生在安阳，长在安阳，老在安阳，就这样在一个城市生老病死就挺好的。甚至连大海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去一趟上海，却带回来“上海很破”的印象，以为所有地方都像安阳一样四季分明，冬天还会下雪。
爷爷还拿出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三十岁的人生就已经定型了，三十岁的人哪里拼得过二十岁的人精力旺盛。
就这样，姑姑放弃了她人生中的为数不多的一次决定。
我们的父母一生都在焦虑。
我们出生之前为我们焦虑学校，焦虑我们的户口。
出生之后，就是漫无天日的焦虑。他们打着爱我们的名义，告诉我们要去上哪个辅导班，告诉我们要考哪所大学，告诉我们选择哪个专业。似乎我们只要像他们叮嘱的那样就可以一辈子高枕无忧，可保荣华富贵。
高考后选择专业，我想选择新闻传播或者外语专业，我的梦想是进入《看天下》杂志当一名出色的记者，或者是操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外商谈判几个亿的项目。
但是母亲的建议是选择一所师范大学，当一名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甚至拜托一位大学教授来劝导我选择汉语言专业。
耐不住大学教授的软磨硬泡，在半个小时的电话煲的威力下我放弃了我的执念，改报了汉语言专业。但是进入中文专业我才知道，作家并不都来自中文专业。相反，中文专业从来就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专业的就业率是全校所有专业最低的，即使我们的专业分数是全校最高的几个学院之一。
从小，爸爸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为爸爸争一口气。但是捧回了那么多张奖状，参加了那么多场考试，爸爸还是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为爸爸争一口气”。
只要前方还有考试，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教师招聘考试，我知道父亲一定还会对我说要好好学习，为他争口气。
这个时代日新月异，有很多职业在科技的进步中永久地消失了，也有很多职业兴起，但是在父母的眼中，能够让我们选择的职业却只有这么几个：教师、公务员。好像如果不是教师和公务员，我们的人生就一片黑暗，永无出头之日。
他们只知道公务员稳定，但是不知道公务员的一辈子都是坐在冰冷的板凳上，可能到退休还是一个小职员。
他们认为教师是铁饭碗，但是从小学到高中，我看到很多老师为了评上职称，连续几个星期忙的焦头烂额，在班上排练了一遍又一遍的环节。我们都知道公开课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演出，从教师到学生，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的演出。而实际的课堂，绝不可能这样妙趣横生。
企业在他们眼中还是最不靠谱的工作场所，因为他们是破产工厂的下岗工人，后半生都在寻找职业与不停的歇业中度过，所以就认为我们所憧憬的企业也是昙花一现。
家长总是以为人父母的责任感为我们担心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怕我们考不上学校，所以疯狂地给我们报辅导班。怕我们找不到工作，到处给我们留心熟人关系。怕我们找不到对象，经常代替我们物色对象。
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同学邀请我参加学校的鼓乐队。本来都已经说好了，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进行培训。
但是那天我告诉爷爷后，我们在校门口吵架，吵得所有经过的人都向我们侧目。
爷爷是怎样气愤地把钥匙摔在地上，我又是怎样一路哭着跑回教室，这些都已经忘记了。甚至后来我对于军鼓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这场青涩的吵架，自然是以我的战败告终。
进鼓乐队不过是年少的我，最为唾手可及也最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虽然那次争吵并没有让我守护进入鼓乐队的机会，但是却让我学会了要对自己的家人说不。
即便他们的建议可能真的是好的，但是事情的发展本身就充满变数，焉能知道他们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呢？
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已经陪伴我们好多年，这一次，就大胆地放手让我们自己选择人生，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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