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起案件的处理都应该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习惯于客观-主观-客观这样一个思维过程，即先确定有犯罪发生，再假设嫌疑人为犯罪主体，然后再利用现有证据进行印证。但主观和客观不可能绝对割裂，认定客观事实、审查客观证据，都要带着主观怀疑的意识，而主观能动性极强的“假设”也要有客观现实基础。主观去怀疑或认可客观，客观来印证或推翻主观，主客观既互相攻击，又难以割舍。
（一）证据审查是个无限循环的过程
最近特别火的一本书《人类简史》，特别颠覆大脑，看完这本书我忽然认识到，可能我们的历史都是想象出来的。书中有句话“我们对于那些采集者祖先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可确定的事实，无论是“远古公社”，还是“不变的一夫一妻制”，我们都提不出确切的证明”。人们基本是根据目前留下来的文物进行推断的。同样的道理，作为非案件亲历者的办案人，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只能通过现有证据进行分析、推断，会形成偏差，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可以借鉴历史学领域既相信又怀疑的态度，和想象-印证-修正想象-再印证的无限循环的历史考证方法。
就拿故意杀人案来说，首先要有人死亡，而且死亡结果不是自杀或意外事故等造成的，这是确定有犯罪发生；然后要确定凶手的怀疑对象，无论是悬疑小说电影还是司法实践，凶手在被抓获之前，都有先被怀疑的过程；再然后，就是针对假设的凶手调查其是否有作案动机、时间、与现场提取的痕迹进行科学比对等等。这个过程必然会出现反复，有可能随着证据审查的深入，之前的思维会被推翻，转向新的思维方向，同时主观上又要对一切证据抱着审慎的态度，却质疑、考证、确信。
公诉部门的审查报告就是按照从客观到主观的顺序进行审查，然后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因为我在公诉部门工作过，所以我仍保留着公诉的阅卷习惯，先看伤情鉴定、价格鉴定、毒品鉴定报告等，如果这些基础不存在，其他的证据就无需浪费时间。
可能我的“假设”不符合标准的法律思维，容易犯先入为主的错误，但我个人认为在严肃的法律活动中，应该允许想象的存在，但要注意，坚持客观公正是首要原则，决不能固执的认定嫌疑人为凶手，而片面的选择有罪证据，而忽视无罪证据或证据矛盾，有罪推定是万万不行的。
（二）避免“绝对客观”的倾向
我们习惯于对言词证据保持谨慎的态度，而对其他证据如鉴定意见、辨认笔录、物证等，却容易放松警惕。轻率的依赖某方面的证据，既不质疑也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进行审查判断，便容易犯“绝对客观”的错误。
辨认笔录使用的特别普遍，有被害人、证人辨认嫌疑人的，有嫌疑人之间互相辨认的，有辨认作案工具的，有辨认尸体的。通常我们会在心理上忽视辨认真实性的考证，特别在辨认程序上不够重视。有的案子有多名被害人，都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侦查机关将嫌疑人的照片混在其他不相关人员的照片内，安排被害人进行辨认，但是每个被害人辨认所用的全部是同一套照片，甚至连照片的摆放顺序都没变，而且从被害人辨认时间上看，是在同一地点先后进行的，也就是不同的被害人之间绝对存在交流信息的可能性，这种辨认笔录已经失去了客观性。还有的被害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被人打伤，竟然能够辨认出嫌疑人的长相，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鉴定意见，当它的名称是鉴定结论的时候，被认为是“证据之王”，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干警告诉我，这种证据无需审查即可直接采信。虽然新刑诉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但我们依赖鉴定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即便是年轻干警，也会因为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知识而轻易不去质疑它。其实鉴定工作也是由人做的，既然是“意见”，就有可能有不同意见，而且我们眼中的“专业人士”并不那么专业。所以，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涉及到鉴定的，都咨询本院技术室的意见，同时还要把结论与其他证据对照审查、综合判断，绝不依赖鉴定意见定案。
物证属于客观实在的物体或痕迹，真实性较其他证据要高，但物证的收集、保管、辨认、鉴定等，仍然是由受主观意识支配的人的行为。所以，对客观物证仍需判断其来源是否客观真实，有无伪造、受污染、变形失真等情形，查明物证与案件之间的有无关联、能否证明案件的相关情况，审查判断物证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能否相互印证。
（三）必须发挥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引导侦查的作用
关于检警的关系，我一直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理念，术业有专攻，检察官负责审查侦查员搜集的证据并据此作出结论，警察是侦查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所需要具备的是极强的侦查本领和缉捕手段。
警察往往理论知识比较薄弱，而且案发初期，他们往往面对的是突发情况，细节的疏忽、证据的遗漏都有可能发生。但他们确实在侦查方面有过人之处，我曾跟着公安一起出差取证，实实在在的见识到他们的侦查能力，如果我是侦查员，我绝对取不来证据。但我们检察官坐在明亮的办公室，翻阅安静的卷宗，各类资料书籍随时可备查阅，就应该比侦查员更冷静，考虑问题更全面，这也是检察院能够对公安起到引导作用的现实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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