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
一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他自幼家道殷实，出生不到一岁，生母即去世，祖母杨氏对其疼爱有加。为了使其免遭继母之虐，杨氏擅自做主将其过继给了当时尚未成家的次子为嗣。祖母的宠爱，加上家庭的不完整，一方面造就了他冲动、固执的个性，另一方面也使他对家庭生活世俗、伦常的一面缺乏感性的认识。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
吴宓极为守时，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教室。有时，学生还未到齐，他就已经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了。
他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吴宓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所讲内容脱口而出，一气呵成。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篇背诵。他记忆力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吴宓教授治学极为严谨而生活却相当散漫，是一个奇特而又矛盾的人。季羡林曾对他作如此评价：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
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奇特又矛盾的吴宓是一个古典的浪漫主义者，他酷爱《红楼梦》，常自比为“紫娟”，因为紫娟对林黛玉爱得最纯粹，他曾在报上写过《论紫鹃》一文，文章的尾句便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
他不仅对林妹妹如此，对所有的女士也是百般呵护，如果在街上遇见行驶的车辆，他总是举起手杖示意，直到身边的女士全部通过方才放行。他似乎对世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喜爱，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让人难以忘怀：
“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1923年吴宓与夫人陈心仪及长女合影
二
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在浙江定海县任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条件苛刻，兜兜转转，身边的男人她都看不上。
某一天，陈心一在《清华周刊》上看到了吴宓的照片，又寻来他的许多文章读，渐渐为吴宓的才气倾倒。
吴宓确实非常有才，文章写的好，又年轻，倜傥，符合那个时代对男性的审美，陈心一悄悄爱上了这个人。
1918年11月，正在美留学的吴宓接到老同学陈烈勋的来信，说其妹陈心一读过他的诗文，十分心仪，希望能与其缔结良缘。吴宓情窦大开，便托请当年在清华六年的同桌朱君毅，让他的未婚妻毛彦文前往陈家考察一番。
毛彦文是朱君毅的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已订婚。有趣的是陈心一与毛彦文是浙江女师的同学，关系更进一层。
朱君毅为毛彦文退婚之事曾向同学募捐，故吴宓早知有毛彦文此人，并对毛极为钦佩。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好友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至为欣赏，久而久之便对毛暗生情愫，但碍于同学之谊，只能将爱慕之情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毛彦文将陈心一的情况如实告知：“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吴宓欣然答应，两人订婚了。谁知几个月后，吴宓就后悔了，不想结这个婚，朋友汤用彤劝他：
“取消婚约情理不容，你前面既然已经答应，陈家可能已经将此事通知了亲朋，你后来忽然取消，人们会怀疑陈心一有什么不能容忍的、无法改变的毛病，这要一传十、十传百，可了不得，将来陈心一背着这个‘莫须有’的黑包袱，如何能嫁得出去﹖你该为她、为她家想想。”
1921年8月，刚回国不久的吴宓便匆匆赶往杭州，与陈心一见面。吴、陈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相谈甚欢。
并且，他还意外地见到了毛彦文。毛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陈心一告别，与吴宓不期而遇。毛彦文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给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就迅速闪婚，如此仓促的结合，为他们后来的不幸婚姻埋下了伏笔。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吴宓婚后，与妻子育有三个女儿。陈心一“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称得上一个贤妻良母，但吴宓不满足于此，他对她思维迟钝、不善辞令、拙于交际和缺乏文学造诣等深表不满。嫌弃她感情不够丰富，让他觉得自己活在婚姻的痛苦深渊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的爱情始终在自己营造的幻想里，而忘了婚姻不过是我更想要在你面前打嗝放屁挖鼻屎也不觉得尴尬的安全感。
他今儿个觉得陈心一“呆滞”、令自己痛苦。明儿就觉得陈心一贤良，有她相伴此生无憾。
后来朱君毅移情别恋，向毛彦文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据说当时南京教育界为之哗然，吴宓也曾出面调解，但无济于事。
朱、毛二人分手后，吴宓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但毛彦文断然拒绝。令毛彦文更加反感的是，吴宓每次写给毛彦文的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的心境。
吴宓和毛彦文
三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他的这场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却始终都是吴宓自己。
吴宓倡导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弘扬传统道德，标榜“克己复礼”，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滥施浪漫主义情怀，“是个伪人文主义者”。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论：
“宓主张婚姻与恋爱分开，婚姻为社会服务，应严守一夫一妻制，恋爱则为个人自由，应随意而无限制。婚姻属于事实，恋爱则属于感情，此二者并行不悖，斯为中道，斯为可行之道云云。”
然而，他又深恐毁婚之举有损清誉，准备娶毛彦文为外室，欲享齐人之福。
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陈寅恪时，陈道：“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此后，在经历了离与不离得痛苦挣扎后，吴宓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声明》见报登在了《大公报》和《新闻报》上。
消息传出后，招致周围朋友的极力反对。
陈寅恪认为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盲目而无理性，应当严持道德，悬崖勒马。
周光午认为如果吴宓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
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
吴父更是公开斥责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气馁。他一边与陈心一离婚，一边更加锲而不舍地追求毛彦文。他表示愿意资助毛彦文出国留学，毛彦文拒绝后，他又以朋友张荫麟等人的名义给毛寄钱。在30年代的上海滩，吴宓教授单恋毛彦文女士的话题一时为小报津津乐道。
自己的丈夫爱上了多年闺蜜，并且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双向背叛和伤害，陈心一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陈心一有要求，她并不软弱，她要钱。为了离婚，吴宓豁出去了，上蹿下跳找朋友借钱，急迫而决绝，毫无回旋余地。这一切，都深深伤害着陈心一。
钱钟书对恩师吴宓先生的情感这样评价；“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
分手见人品，离婚后，吴宓虽与陈心一分居，但吴宓仍负担陈的生活，他每月领到薪水后，必到陈的住处交与陈。但却总是跟朋友抱怨：我本该留学五年，为了结婚，提前两年就回来了，可惜啊可惜。
离婚后，吴宓以自由之身开始了他七年苦追毛彦文的经历，为她创作了数百首情诗，五本日记，并在《空轩诗话》中坦白：
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不知这样一番话，对陈心一该是怎样的一种伤害。
毛彦文与熊希龄
四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毛彦文。但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在此期间，他又对燕京大学女学生陈仰贤，西洋女子h女郎和m女士心生爱慕。
1931年3月，时在巴黎的吴宓急电在美国的毛彦文，措辞强硬地要求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分手。
有人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毛彦文赶到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
毛彦文失望至极，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他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
看毛彦文不识趣，更加讨厌她了：“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
在此期间，吴宓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他在日记中甚至写道：“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H（即Harriet）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陈仰）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
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回国后，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
1933年8月，吴宓南下，但他的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
但吴宓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毛彦文已经厌烦了吴宓的爱情游戏，知道吴宓对她只能是痴迷，但不是爱，更不能是婚姻：
“ 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
事情到这个地步，毛彦文还是比较看得明白吴宓这个人的，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毛彦文知道，她不是属于这样一个女子，而且耐心还没有陈心一好，所以，如果勉强结合，到时候也只能是分道扬镳。遇到这种男人，宁愿单身也不愿去嫁，更何况她刚刚尝了爱情的苦果，对于男人基本失去信心。
晚年吴宓
五
1935年2月10日，66岁的熊希龄和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婚礼，采用基督教仪式，轰动全国，新闻报道，数月不止，可谓当时文化界、政治界的一段佳话。
吴宓从来没想到毛彦文会走这步棋，在接到毛邀请他参加婚礼的电报后，他既感到被遗弃，又深觉自疚，他将对毛彦文的爱化成了诗文，一连写了38首《忏情诗》，诗成之后，还刊之报纸：
“劝君切莫谈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吴宓还在课堂上将诗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句。大家觉得不妥，便让金岳霖去劝他。
金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
吴宓非常生气地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也只好承认自己比喻不当。
江勇振曾这么戏谑的评价吴宓的爱情：“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毛彦文与熊希龄只生活了短短的三年，1937年年底，熊希龄在香港突患脑溢血去世，毛彦文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
吴宓又开始追求毛彦文，千方百计地乞求毛和他重归于好，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深知他花心难改，坚决不予理会。
或许要成为吴宓的女神只需要一件事——距离。
1949年后，毛彦文赴美谋生，1961年回台定居，一生再未婚嫁，于是她成为他永远的女神。
吴宓
六
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已近暮年的吴宓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她在重庆求学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一力承担抚养兄长遗孤的重担。但由于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很是艰难。
她看到吴宓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后，她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回信后，邹兰芳便登门求教，此后经常以学生的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给了晚年的吴宓一些安慰。随后，吴宓与邹兰芳结婚。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婚后，吴宓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上邹兰芳身体极差，而吴宓还需要供养邹兰芳哥哥的遗属们。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婚后仅三年，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很是伤心，他在她住过的单人床靠着的墙上，贴了一张淡绿色土纸，恭恭正正地写上“兰室”二字；每每散步时，总要久久凝望着远方她的墓地；用餐时，总为她留一空位，摆设着碗筷；甚至看电影时，也多买一张票，为她在身旁留一空位。
吴宓学识渊博、性情怪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令后人不敢恭维。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
1970年在给陈心一的信中，他不无愧疚地说：“宓昔年离婚，实一生最大之错误。其事不但良友莫不责备，宓老年益悔痛。”
当然有时夜半醒来，他也会想起毛彦文来，回首往事，潸然洒泪。
而且，每年的除夕，他都如例拜祭邹兰芳。
钱钟书在书评里写：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不由得想起一则故事：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的尽头等你们。”
地里到处都是大麦穗，哪一个才是最大的呢？吴宓总以为最大的麦穗还在前面，在自己的幻想里。
邹兰芳去世后，吴宓却没有摆脱了邹家的一大家子人，他继续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直到“文革”开始后吴宓自顾不暇时才中断。
文化大革中，批斗吴宓的大会上，两个学生狠狠将他从高台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断。腿骨跌断的吴宓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
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断腿稍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1977年，吴宓一只眼睛患白内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难。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由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照顾，暂住在面粉厂吴须曼的宿舍里。
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
1978年1月17日凌晨3时，吴宓先生离开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终年84岁。
西南师范学院所有师生后来在学校“东方红”会议厅为其举行了追悼会。
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妹妹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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