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张生说起吧。张生是《莺莺传》里的那个张生，不是《西厢记》里的张生。《西厢记》里的张生是经过戏剧加工的人物，这个人物要到元稹写的《莺莺传》中才能得到还原。
《莺莺传》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有专家考证《莺莺传》实际上是作者元稹的自传。这篇传奇里有很多一手材料，是只有当事人才可能知道，旁人无法想像的。诗人写这篇传奇是为了记下自己的初恋，更是为了忏悔。
《莺莺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张生在普救寺遇到了崔莺莺，对其萌生爱恋。因红娘之力得以接近莺莺，随后求之不得而生重病，因生重病而打动莺莺。于是莺莺自荐枕席，二人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之后，张生进京赴考，丢下莺莺。张生偶有书信，莺莺回信，表明自荐枕席之悔和深情不移之意。张生将信传与好友看，并且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言论：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张生说，莺莺是上天派来的尤物，是“红颜祸水”，是褒姒一样的人，专门来迷惑人、害人的。自己为了不受她的迷惑，只能明智地跟她断绝关系。据《莺莺传》中表述，当时的舆论认为张生是对的，称赞他善于补过。
按照张生的说法，错误全在莺莺，离开她是无比英明的。可是，在自己娶了名门之女韦丛，莺莺也嫁了人之后，却又以表兄的身份去看她，还流露出明显的悔恨和思念之情。然而，莺莺最终也没有见他，而是以诗明志，与他断绝了关系。
在文章的结尾，元稹还说，“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意思是，让男人以张生为榜样：最好不要做这样的事；即使做了也要像张生一样明智，不能被莺莺般的女子迷惑。
这样一个故事，在今天读来，让人十分愤懑：张生先追的莺莺，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张生负了莺莺，犯了错，还要把错误都算在莺莺头上。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舆论居然倾向张生一边。在这样的前提下，莺莺吃的亏似乎是自作自受，是咎由自取，她活该遭罪。张生还把这件事宣扬得全世界人都知道，使得莺莺更加难以做人。
可是，既然如此，张生后来为何流露出悔恨之意呢？这样的表现分明与自己的言论自相矛盾。
元稹对自己的初恋难以释怀，于是以传奇（即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小说中所描述了二人相处的时光十分美好，“莺莺”十分美丽，这些给元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回忆。同时，元稹对自己的始乱终弃还是有些愧疚。
爱情一旦牵涉到功利与情义的取舍，自然免不了经受道德的评价，即使旁人不评价，他自己也会在矛盾中坐立不安。
写《莺莺传》可能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心好过一点。只是元稹忏悔得不诚心不彻底，一边忏悔还一边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与此同时，作为诗人，元稹有多首诗篇传世，比如《离思》《遣悲怀》《行宫》等，其中的一些诗句读来感人至深。
最广为传唱的可能是这首《离思》：
离思（之四）
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
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首诗是为“莺莺”而作。可见，初恋在元稹心中最刻骨铭心，之后的婚恋都不能超越。可是，元稹抛弃了“莺莺”，还给“莺莺”加上了“红颜祸水”的罪名，并且广而告之。
24岁时，元稹娶了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季女韦丛。30岁上，元稹遇到了薛涛。同年，韦丛卒。元稹写下《遣悲怀三首》：
遣悲怀三首
元稹
(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拨金钗。
野蔬充膳甘尝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三)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这组诗写得感人至深，悲痛之情，字字出于肺腑。语言极其质朴感人。状难写之景十分逼真，写难言之情极为自然。在取材上，诗人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几件小事，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叙事叙得实，写情写得真，成为古今悼亡诗中的绝唱。清代蘅塘退士评价说：“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
诗人说“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意思是以后都不会再娶别人，以此来报答结发妻子。只是言不由衷，两年后，诗人纳安仙嫔为妾；36岁时续娶裴淑。
当初总以为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和“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才子元稹一定像李商隐一样是一位至情至信的至诚君子。可事实不容许人“总以为”。
《莺莺传》传主元稹的婚恋经历如下：21岁上在寓居某寺时，遇到同在某寺寓居的“崔莺莺”，发生初恋。之后为求取功名，赴长安，渐弃“莺莺”；24岁娶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季女韦丛；30岁上遇到薛涛，同年韦丛卒；两年后，元稹在江陵贬所纳妾安仙嫔；36岁时续娶裴淑，亦为大家闺秀。诗人的诗文和行为有着巨大反差，让人开始怀疑“文如其人”这个说法。
遇到了这样一个男人，莺莺明明是受害者，还要承担“红颜祸水”的罪名。不独莺莺，这样的含冤莫白的美丽女子多了去了，古代的妲己、褒姒、西施、杨贵妃，今天的小三、狐狸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但是，这些女子即使有错，罪魁祸首也是男人啊。始终想不通：男人明明犯了错，怎么还可以这样理直气壮，还可以把错误算在女人头上？而且，还能在漫长的年代里得到社会的支持，以致于一些糊涂的女人也把男人的背叛归咎于另一个女人。
西施若解亡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把唐玄宗的享乐昏庸算在杨贵妃头上实在冤枉。一群男人的过错，要一个弱质女子来承担，而且最终以这个女子的死来清算。男人有的时候真的很不男人。
所谓“红颜祸水”，多数时候不过是男人为自己或同类开脱罪责的遁词。
唐朝人没有给莺莺一个公道的说法，后世人却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伪君子的可憎面目。陈寅恪先生对元稹的道德评价一针见血：
微之所以弃双文（即莺莺）而娶成之（韦丛字），及乐天（白居易字）、公垂（李绅字）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为非，正当时社会舆论道德之所容许”，“但微之因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说到底，‘女人祸水论’不过是史官在解释事件因果关系的一个逻辑或一种手段。这是站在男权立场的一种历史虚饰和渲染，原非历史的真实现场。它也许洞穿了影响历史走向的不过是人的欲望，尤其是男人的欲望，而女性常常是男人非理性欲望的诱因。但问题是，它没有带来对男性弱点的自我反省，反而把责任推到了无辜的女性身上，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女人祸水论’无疑是典型地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人的‘塑造’：女性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是完善自身的女性特征，即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做一个贤妻良母，用男性的规范要求自己并约束其他同类，如《左传》中的卫定姜、叔向之母等。如果因为客观或主管的条件达不到这种要求，那么就会被男性史官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夏姬以及类似的文姜等。在这种塑造下，女人变成了沉默的、客观的物体，要么面目不清地为男人操劳，要么成了惊世骇俗的‘祸水’。
而且，《莺莺传》一出，很快引起了后代文学家的注意，他们否定了自私虚伪狡诈的张生，塑造出了至情至信的张生。在他们笔下，张生为了莺莺赴京赶考，功成名就之后与莺莺喜结连理，成为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这样的故事最终给了莺莺一个交代，更是对《莺莺传》里的张生的坚决否定和有力批判。看来，历史总是公道的。
参考文献：
1、元稹《会真记》
2、曲利丽《男权话语下的神话妖姬——夏姬》，发表于2011年4月12日在2011年第3期《文史知识》。
3、鲁迅《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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