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误会，这是二十年前的事儿。
下了火车，上了出租，直奔大连外事局而去。
同学的老母过生日，很可能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不在计划之内。
自从离家出走以后，口袋里的银两越来越少，甚至，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脚步还没有跨出东三省，五万元人民币已经所剩无几。
看来真的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坚持下去的问题了。
虽然只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赌局，但是，各怀鬼胎的嘴脸已经越来越清晰。
难道我们真的已经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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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有永远聊不完的话题，而且多与“社会民生”有关。
他指着街边一处已经竣工的楼盘对我说：“建好两年多了，入住率还不到10%，有钱的不想买，而我们想买的却买不起。”
我笑了笑，没说话。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抱怨听得太多了。而我现在关心的是如何继续走下去。
“大连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我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估计不到两千吧”，出租司机迷茫地看着我，“我老婆的工资一个月才一千多一点儿。”
“你呢”，我又问。
“去掉费用大约能剩四千到五千。”
“那你还抱怨什么？”
“我只是说说而已，要不然你坐车多寂寞啊”，出租司机尴尬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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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对大连的印象基本上是零碎不堪的。
不过，第一次看海肯定是在这里。
那时候，我们在甘井子的一个化工厂里学习。每逢周日就会三五成群地到处乱跑瞎转。
要么去老虎滩洗海水澡；要么去胡同里吃烤鱿鱼；要么去体育场跟大连人踢足球……
棒棰岛，金石滩，旅顺口炮台，甚至日俄监狱，该去的，不该去的，我们都去了。
实在没事儿就坐在街边看美女，上公交车听漂亮的女售票员报站名，“桃源街到了，上车的乘客里面走。”
说实话，那种介于辽宁和山东之间的口音实在不算好听。所以，我们经常抱怨“白瞎了美女漂亮的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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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宴结束后，同学想带着母亲和老婆孩子去韩国旅游，问我想不想一起去。
我知道他一直在私下里“代理”着一家韩国化妆品，多多少少有一点“假公济私”的嫌疑。
“不去”，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们的那个所谓的赌局，其实，更像一个圈套。”
我笑了笑，“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至少现在我还是自由的。”
他塞给我一张信用卡，“这张卡没有密码，想用你就用，不想用就毁掉吧。”
我没有拒绝。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学会接受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美德。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肯定不会使用这张卡。
大不了，缴械投降。
这种无耻又无赖的事儿，我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多年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换了车，换了房，而且换了老婆，甚至换了国籍，但是，那张信用卡他始终没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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