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极人臣的东周国相国工师籍被免职了，国人震惊。工师籍任相国期间，虽然没有使东周国强大富庶起来，但也无失职敷衍之过。国人们猜测纷纷，街头巷里的各种传闻满天飞。工师籍府邸大门紧闭，赋闲在家的他除了喝喝闷酒，更多的是烦躁和惆怅。市井坊间的不满情绪随着空气在流动，“吕仓有什么能耐，君上让他当相国？”、“工师籍多好呀，比吕仓看着顺眼多了。”…..如此这般，这就是百姓。百姓们不懂国家大计方略，仅仅凭着印象和感觉去评价宫城内高层异动。工师籍听到了这些传闻，在感到些许慰藉之时，更是频添了几份幽怨，他喃喃自语道：“百姓尚能识人，君上怎么就糊涂了。”
周文君也听到了宫城外的流言蜚语，“民心所指呀，大家对吕仓意见这么大，难道真的是我错了，不该罢免工师籍而任用他吗？”周文君对着随侍不经意的一问。随侍一怔，这个问题不一般，君上所问，要想好了才能说。在他大脑迅速运转的时候，周文君已经走出了数步之遥。恍惚之间，随侍的额头已开始冒汗，抬头一看，君上已经走远了，他才大松一口气。原来君上只是自言自语，并不是要问他，赶紧三步并作两步的追了上去。
此时此刻，新上任的相国吕仓，表面上春风得意，深感知遇明主，正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但内心中却是惶惶不安。他不仅知道了民间的言词，更是知道了周文君也心生疑虑。“不是个好的征兆，君上忧虑就会产生变故，我出任相国，寸功未建，民声已然戚戚。如不管这些，放手去主理朝政，势必会让君上频添反感；如无所作为，只会更合民间猜忌，君上同样不悦。进退两难呀，相国之位，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如何是好呀？”吕仓对着门客一吐心声。
翌日，吕仓的门客以助理身份，拜见周文君。简洁的礼数周全后，门客向周文君进言道：“一国之君无论做出怎样的政令举措，都会是毁誉参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和认可。当遇到毁谤时，反而才是品鉴臣属忠诚与否的最好时刻。忠于王事之人，会把毁谤、猜忌、不满都揽到自己身上，把功劳、美誉、成就都归于君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君上有兴趣听吗？”周文君默不作声，点了点头，示意门客继续说。“宋国国君不顾百姓，于耕作之时强征民夫修建王室观景台，民声鼎沸，怨言四起，矛头直指宋君。当时，宋国臣僚无一人替其主分忧受过、转移矛盾的焦点。后来，宋国相国子罕主动担当，辞去了相位改任没有实权的司空，将修筑观景台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百姓于是对子罕产生非议，而称赞宋君能及时纠正用人所失。再比如齐国，齐恒公竟然在王宫中设立七处市场、开设妓院多达七百家，齐国一片哗然，市井妇孺皆斥责齐公行为不端。面对此种情形，齐国相国管仲故意大肆在自己的府邸修筑楼台亭阁，并命名为“三归台”，奢华挥霍，以此来掩盖齐桓公的过错，转移民间视线，这是典型的自黑，拿着自己的名誉自伤于民。像子罕、管仲这样的臣子，才称得上忠义。《春秋》中记载臣子弑君的案例数以百计，这些弑君之臣流芳于世，受到民众的称颂。请问君上，这是一个好现象吗？这是正常君臣伦理之道吗？由此可见，重臣享有盛名，并非国家之福。”门客之言如针尖利芒，扎进了周文君的心。待门客说完，周文君慢慢的转身背向门客，他不愿意让门客看到心境的起伏在脸上泛起的波澜，只轻轻的说了句：“你且回府去吧，告诉相国，让他勤于王事，为国分忧。”吕仓终于安心的开始了他的相国之旅。
吕仓上任了，工师籍免职了，这一正一反中的波动，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职场启发呢。谋求职务的晋升是很多人在职场中的奋斗目标，职务是获取和调配资源的保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体现。作为管理者，管理能力很重要，同时管理思维和意识也不可或缺。很多管理者其实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企业中的身份定位，时不时的就彰显出民意代表、群众领袖的特质。有的企业喜欢用360考核方式去评价管理人员，导致管理人员把心思放在了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平衡和维护上，希望能在考核时得到更高的分值；有的管理者为了保持自己与下属的“和谐共处”，跟着下属一起非议企业的管理制度、政策，无原则的放任下属，带头向下属传递对老板的不满。这些行为虽然表面上能在下属或同僚面前营造出所谓的好人缘，但其实早已背离了管理者这个身份的要求和职责所在。这都是虚妄的沽名钓誉罢了，不会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起到任何的有益促进。
宋国的子罕、齐国的管仲，给我们从更高的层面诠释了何为管理者的担当和大局意识。一家企业的领导在会议发言时，念错了一个字的发音，惹的哄堂大笑，而小文秘站起来说了句对不起，是我打错字了，于平淡处化解了领导的尴尬。文秘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干嘛要把子虚乌有的黑锅背到自己身上呢？但是她做了，这就是担当意识和对领导权威的维护。我不主张人人都争相去做“背锅侠”，那样的话，只能说明企业或者领导存在太多太多的问题，以至于成就了一群背锅之人。但在维护领导和企业管理权威之时，不妨多一些主动的担当，哪怕是些许的“自黑”。
同时，作为管理者，尤其是决策者，在作决定前，做审慎思虑，尽量务求严谨。一旦作出决定并开始实施，要有充分的心理承受和对实施过程发生情况的理智判断。正如门客所言，“一国之君无论做出怎样的政令举措，都会是毁誉参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和认可。”管理者要杜绝遇上点抱怨、抵触、障碍，就心生忧虑，产生动摇，这样只会让管理摇摆不定、权威荡然无存。商鞅在变法之初，面对老世族的重重阻挠和民间的不信任，仍能毅然变法革新、成就强秦之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获得了秦孝公的充分信任和倾力支持。而且这种信任和支持具有很强的一惯性和坚定性。假如秦孝公听到点风吹草动，就做出调整，使变法半途而废，那中国的历史走向早已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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