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与蓝天碧水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身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她31岁，逝于香港。
第一次见到萧红这个名字是在高中一篇阅读理解里看到的了，那时候正为解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绞尽脑汁，便没有多余精力去了解萧红了，所以一大民国才女的著作是我毕业一年多之后才接触的。
在她之前我看更多的是张爱玲，相比于张爱玲的文字，萧红的要清淡得多，她的文字是十分朴实的。兴许是因为一直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和重视，萧红对鲁迅先生也是十分重视，甚至在文风上也略有模仿，但是比起鲁迅先生的尖锐，萧红的文字更加平和甚至更孩子气了。
萧红是极少去批判什么的，一个人要想去批判，必须先站在一定得高度，用居高临下的姿势傲视世界，用笔也好，刀枪也好，看准之后各个击破，将那些黑暗批判得赤裸裸、坦荡荡，但是萧红不然，她是在生活里的，她所有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血有肉。或许她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在生活的普通人，像一位过客一般地活着。
《生死场》里，她描述的那些村民“蝼蚁一般，忙着生，忙着死”恰好就是她自己最真实的人生观。
人如蝼蚁，你不走生活自然会推着你走，只不过有的被推向了更高处，有的被推进了泥潭，然后高处的人开始同情低处的人，于是出现了批判文学。
萧红的生活是由高处向低处的，灵魂却是从低处向高处，所以无论如何，她都是与弱者同为一体，但是她不同情自己，她只是活着，每天为柴米油盐头疼地活着，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与庐隐、石评梅、张爱玲齐名的“民国四大才女”。
萧红出生在1911年，那时候辛亥革命刚开始，她在那一年6月1日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的张家大院——一个地主家庭。
萧红也算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有一个相对衣食无忧，充满温暖（这温暖大部分来自她的祖父）的童年。
诗读百篇、少年成才这些词从来没有在萧红的童年出现过，她普普通通地出身，普普通通地长大，充满童真，天真烂漫。
每天不是在后花园里看花、掏鸟窝，就是躺在那深深的草丛中睡觉，偶尔跟着祖父一起拔草，却只把狗尾巴草留着，非说那是可以吃的谷子。
她的家庭是个典型的封建家庭，父亲独裁专制，母亲唯命是从，她从小就本能地逃避着父母的统治，只和最疼自己的祖父形影不离。
和思想封建的父亲不同，祖父身上闪耀着淳朴老百姓的善良，不仅对自己的孙女宠爱有加，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也充满同情，正是因为如此，萧红打小就喜欢跟祖父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去后花园抓蛐蛐、摘玫瑰。
对于萧红遇到的不快乐的事，他总是语气轻柔摸着她的头，满脸和蔼地安慰她，“快快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
可是后来她长大了是长大了，一切还是没有好，甚至更糟糕。
十八岁，本是花样年华。但是对那时候的女孩子来说却是一个噩耗，十八岁，成年，就意味着要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夫成家，从此告别从前的童真烂漫。
萧红亦是如此。他的父母早已经为她找好了人家，汪恩甲。
但是那个时候的萧红已经羽翼丰满，思想已经十分成熟，她的抵抗不是本能，而是出于新思想的意识能动性。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她逃婚前往北京，入读女师大附属中学，与表哥陆哲舜分屋而居，但是好景不长，她表哥很快就妥协回了黑龙江。
这期间萧红也曾因为家里断了她的生活费妥协过，但是1931年，也就是她20岁的时候，那是她最后一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出逃。
从那以后，她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
彻底与家庭决裂后的萧红逃往哈尔滨，在走投无路时，命运却阴差阳错地让她遇见自己的未婚夫汪恩甲，两人在道外东兴顺旅馆同居，同年，萧红怀孕。
临产时，汪恩甲不见踪影。
可能是知道孩子和她在一起不会有好日子，孩子生下来后，萧红忍痛将孩子送了人，至始至终她不敢看孩子一眼。
很多人不能理解，觉得萧红过于残忍，但是在她的文章《弃儿》当中，她却是一位令人心疼的母亲。
或许是天意，就像杨绛与钱钟书古月堂前初见，便一见钟情一般，萧红与萧军的相遇虽然破败了些，但也是十分浪漫的。
1932年，萧红因欠旅馆600元住宿费，被关押在仓库，不得已她向《国际协报》写信求助，报社托萧军探访萧红。
就是在那一间破败、窄小的仓库里，两人一见钟情。
萧红挺着大肚子，手里夹着烟，靠在尘埃飞扬的小木窗边，虽是深陷困境，但是萧红的脸上却是极其平淡的，看到萧军的那一刻，她感觉自己被解救了，不是身体的解救，而是灵魂的解救。
两个人聊得很投机，聊文学、谈哲学，谈人生。
萧红问：人为什么活着？
萧军却反问她：你为什么活着？
她说：因为还有一些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
两人聊得忘记时间，直到日斜西山，萧军才回去，他离开前把身上仅剩的五角坐车的钱留给萧红，自己却走了十里路回到了住处。
萧红与萧军的相遇，与他们终将分手一样，是命中注定的。
在萧红的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段是懵懂的童年时期祖父教她背古诗的时光，另一段便是她与萧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生活。
与萧军相遇后，她的生活也并没有改善，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生”大多是穷的叮当响，只不过一个人挨饿变成了两个人挨饿。
苦难可以把人们推到一起，也可以把人无情拆散，萧红和萧军属于前者，和端木，却属于后者。
那个时候他们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住旅馆租不起棉被，只能睡着木板床。但是萧军依然会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萧红，萧红体弱，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开始写作，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他们租的小屋子里等萧军每日教完书回来，给她带吃的。
她说自己就像“被投食的鸟”，萧军回来就会有吃的，所以她一天做的事除了看书就是等萧军回来。
每当萧军冒着风雪、呼着寒气出现在门口，萧红总是雀跃着跳过去，小女孩一般充满期待地说：回来啦。
“嗯，饿了吧。”萧军总是这样说着，然后掏出硬邦邦的面包，两人就着盐巴和白开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钱买面包，就只能挨饿，他们经常躺在木板床上想：今天是过去了，明天该拿什么去换面包吃呢？
于是周边朋友都被借力个遍，但是书生的朋友也大多是书生，大家都穷着，日子依旧越来越难熬。
为了赚钱，萧红曾试着去当广告员，去电影院给别人画广告，有一次萧军回到家见不到萧红，连忙跑去电影院找，但是没找到，气急败坏地回到家等，萧红回来时，他生气地不理她，萧红也不说自己是去做广告员了，只委屈巴巴地站着，萧军委屈地说：“有了职业，把爱人都忘了，把我都忘了。”弄得萧红哭笑不得。
虽然日子总过得紧巴巴，但是两个人还是会给生活增加很多情调，一到晴天两个人会去公园散步，去江边划船、看花，天气热时，还会划船到湖中间去洗澡。
两个人的生活平淡又浪漫地展开着，后来萧红将她与萧军在商市街的生活写进了《商市街》。
虽然最终“二萧”还是分手了，萧红和萧军的朋友端木走到了一起，但是不可否认萧军是萧红一生挚爱，也是她人生的“恩人”。
萧军十分欣赏萧红的才华，并引导她开始写作。
萧红的人生早已经是一片荒野，萧军这一把火一点，立马把她那几亩田园烧得遍天。
那时候是特殊时期，左翼文学兴起，但萧红的作品与别人不同，她著作更纯粹，大多写家乡和童年，政治性不强，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他们因为和鲁迅先生关系密切，被列入左翼作家行列，但是她的作品因为与当时正流行的左翼文学不同而一直得不到重视。
为此，她还专门请教鲁迅，该如何写作，鲁迅先生的回答是相当有涵养的，他说：只管写你的，不要管别人。
所以萧红的著作一直保持着她自己的本真和纯粹，她不会用很多的豪言壮语，但她的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满满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于政治，她是个外行，也正因为她对政治的外行才使得她保证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被时代污染，依旧干干净净地生长着。她的作品更贴近生活，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她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作家。
鲁迅先生十分欣赏和了解她，也一直在维护着萧红的那份本真，也正是鲁迅先生的认可，使得她的《生死场》一下子在当时的文坛激起千层浪。
萧红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样，是十分纯粹的。
萧军也说萧红像个小女孩一样，永远托着两条油亮亮的麻花辫。即使有时候会露出几分寂寞孤独的神色，但也是少女一样干干净净的哀愁。
这也是我喜欢萧红最大的一个原因，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十分单纯的。（这里的单纯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种狭义的单纯）
萧红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还没有等到新中国解放，就匆匆离世，遗憾的是她离开时，身边只有骆宾基一个人相伴，也难怪会发出“半生遭尽白眼、冷遇”的感叹，命运于她，着实过于绝情。
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时，萧红在骆宾基的陪伴下与世长辞，享年，32岁。
但即使是这短暂的一生，寥寥几行笔墨也很难将其说尽。
在这之前，我对萧红的第一个印象来自别人之口，总来概括为两个字——悲惨。
我却认为不妥，甚至觉得“悲惨”二字不是同情反倒是诋毁。
这种行为就与在街边看热闹的看客，对当事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却所谓同情地对那受伤的惨像指指点点“好惨啊，太惨了”是一样的，简直是恶心至极。
我们除了尊重和喜爱作者的作品以外，没有任何资格去评价人的一生，无论对过去的人还是对现在的任何人，请谨记一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换句话说就是：活你自己的，管什么闲事？
（此文是我看完萧红著作之后，心有所感，或许多年之后再回头看，萧红已不再是萧红，我亦不再是我，索性留个记号，“刻舟求剑”罢了。但是言轻笔拙，三言两语实在难以道尽，文中所言或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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