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66年4月1日为分界线，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历史一刀劈成两半，前半程将是军队院校，后半程将是地方院校。

从1931年成立到1966年遵照党中央的决定改制更名、集体转业，西电人穿军装的日子，在八一军旗指引下的岁月，整整有35年时间。

这35年里，西电与中国革命史紧紧相连在一起，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尤其是深度参与了发生在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

不但有400余名学员提前毕业奔赴前线，更是有数千人因为参军参干加入到学校来，为学校的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大而优质的人力资源。

可以说，这场战争对学校的影响十分深远，几乎奠定了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发展基础，但如今却成为记忆，鲜有人再去翻动这页历史。

本文即将讲述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与西电千丝万缕的关系。

加入美国海军却奉命去大学搞计算机研发的霍华德·艾肯

作为一个与西电结缘有近20年的老西电人，笔者撰写的这一系列对于校史的反思文章，其主题其实都是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建校快九十年来，西电都曾经做对了那些事？

也正因为此，所以文章中涉及的故事，有些与西电相关，有些也并不直接相关，只是存在某种相似性罢了，譬如马上要提到的霍华德·艾肯。

沃尔特·艾萨克森的新书《创新者》，记载了二战时期这样一个计算机先驱的传奇。

沃尔特·艾萨克森《创新者》

1941年4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时的美国尚未卷入战争。当然半年多后，珍珠港事件就会爆发，美国和日本将会正式宣战。

这一年，时年41岁的霍华德·艾肯应征加入美国海军。之前，艾肯在哈佛大学正积极致力于筹建一台大型自动数字计算机。

加入美国海军后，海军给这名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才俊，安排的工作并不是上战场，而是授予其海军少校的身份，让他前往位于佛吉尼亚州的海军水雷战学校任教。

“全身上下都是冗长的数学公式和来自哈佛的学究理论……却混进了一群连微积分和玉米饼都分不清的南方粗汉当中。”这是任教两年后，艾肯的同事对他的描述和评价。

直到有一天，一位有影响的、了解艾肯情况的海军高级军官遇见了艾肯，惊诧地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教书，而不去研制计算机？艾肯回答说，不是您下命令让我在这里工作的吗？

几个小时以后，新的命令下达了，上级委任艾肯担任海军计算项目的负责人，并立刻离开水雷战学校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艾肯曾说，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计算机的指挥官。

Mark-Ⅰ背后复杂的布线

艾肯当时推动建造的这台数字化机器叫“马克一号”。它计算一次乘法大约要花6秒钟的时间，虽然不是最先进的，却具备了现代计算机的一个基本功能：它是完全自动化的。

为此，1980年艾肯被授予了IEEE计算机先驱奖。

讲述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引出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对于报名参军的知识分子，只要条件允许，都会让其在更适应发挥其特长的地方为国效力，譬如大学。

为此，各位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多少准备弃笔从戎的知识分子，有多少抱着沙场厮杀想法的爱国青年，最终却都被送到了当时张家口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去。

具体数字确实不少，这里留个悬念，下一小节将会揭晓。

想着去当兵上战场保家卫国的小伙子最终成长为了院士

1951年7月，首都北京，国家第二次面向社会号召抗美援朝参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北京某报名点，准备参军的队伍排得九曲十八弯，见首不见尾。队伍里面，一个18岁的小伙子只身一人，像一棵青松一样站得笔直。小伙子没有家人陪同，因为他是背着母亲和祖母做出参军决定的。

当时，这个自幼习武的小伙子，刚刚用两年时间读完了三年初中课程，并以每门功课97分以上的好成绩，从著名的北京劳动中学初中毕业。他原本的梦想，是想去当一名新中国的火车司机，而且考试已经进行了一门。

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体素质，这样的文化水平，顺理成章地，小伙子被批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一年，凡是在北京参军的学生都在北大集中，随后被分到了不同部队。这个穿上了军装一心想上战场的小伙子，最终被分到了位于张家口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一部五班。

与小伙子一起来自北京的学员，还有清华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以及北京男四中、女一中和其他学校的学生。

仅他所在的一部五班，学员就有100多人，他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好些人都是凭着一腔热血跳窗户跑出来参军的。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持续不断的训练、学习，甚至还有分班考试。全体人同考一张试卷，最后根据得分的情况进行分配：初中毕业的学生，考40分算满分；高中毕业的学生，考80分算满分；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考100分算满分。

这个小伙子基础扎实，考得相当不错，得了40多分。考虑到他是初中毕业，理所当然算是满分。

不过，这时候的小伙子心里却一直在嘀咕：既然大家都要上战场了，花这么多时间学文化干什么？应该多学打枪瞄准才对呀！

终于有一天，教官似乎看穿了大家的疑问，明确告诉全体学员：

大家都当不了志愿军了，来到这样，就是为了给国家培育军工人才、输送军工人才。这比上朝鲜战场更重要，将来发挥的作用，可以以一当万，当十万，当千万！

后来的故事是：这个小伙子果然不负众望，进入了学校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个雷达工程专业学习。关于这个专业建立的来龙去脉，下文会详说。

1959年4月，读了快8年书后，他被分配到了总参通信部，后来又辗转到四川山沟里的某研究所，最终成长为雷达有源干扰领域的专家，并于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杰出校友张锡祥院士，这些细节都写在《张锡祥传》中。

《张锡祥传》

出版于2001年的书籍《正义与强权的较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专辑》中，有一篇同样因为参军来到西电的陆心如教授的发言，她深情回忆道：

当年军委工校一部接收第一批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的学生365人，第二批接收715人，两批共计1080人。同期，工校的二部和三部也接收了千余人。此外，还有一些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同志先后转来我校。

张锡祥，应该就是陆心如教授提到的第二批接收的人员。

西电校史记载：招生规模超过千人的时期，在西电属于部队院校时只有两次，一是集中在抗美援朝的前后几年，二是集中在迁址西安办学之后的三五年。再往后，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了。

连锅端来的大连大学工学院电讯系和新中国第一个雷达专业

直到建校快九十周年的今天，在中国高校之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仍然高擎着“雷达”这面旗帜。无论是2011协同中心建设，还是双一流学科评选，或者学科评估，雷达都是学校绝对的强势学科。

而雷达这个专业的建设，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时间回到1951年10月25日，地点是大连。

《毕德显》这本书记载：这一天，在大连大学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办公室里，屈院长正坐在办公桌后的藤椅上，对面同样正襟危坐的是毕德显，两个人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

《毕德显》

“屈院长，找我有事吗？”

“毕教授，军委工校已经来人了，要调你和你们系过去。这可是周总理批准的呀！怎么样？”

“周总理批准的？全部过去？”

书中如此描绘：4个月后的1952年2月29日，时年44岁的毕德显，带着全系的211名师生离开了风光秀丽的滨海城市大连，来到沙飞石走的塞外重镇张家口，投身到国防通信现代化的行列中。

到了张家口之后，毕德显迅速进入角色，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创办国内第一个雷达工程专业。之前条件不具备，如今到了军校正好。他告诉去大连亲自接他，时为军委工校一部主任，后来成为学校实际负责人的孙俊人说：

“我建议创办一个雷达工程专业，因为将来国防太需要它了。这个专业就从大连过来的3个班级187名学生开始，他们基础都打得很扎实，能学好。”

两个人关于国防建设的长远思考一拍即合。不久，雷达工程系宣告成立，毕德显被任命为雷达教授会主任。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大连工学院过来与他共进退的元老个个了得：

吴鸿适教授，微波电子学家，美学留学博士；朱曾赏教授，通信专家，美国留学硕士；胡征教授，通信专家，美国留学硕士；周光耀教授，微波电子学家，美国留学硕士，有上海交通大学“神童”之誉；李祖承教授，雷达专家，英国深造回国。

第一代创业者中的第二梯队，包括黄玉珩、郑还、蔡希尧、张莱等，大都也是来自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高材生。

毕德显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开始了新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艰难起步。

这个雷达专业的建立，其课程体系完全参照世界著名工科大学的课程设计。这里说的著名工科大学，毫无无疑就是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毕德显在那里分别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而那时使用的教材，是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编写、仍在出版之中的一套雷达巨型丛书。毕德显动用了自己在美国的关系，多次请人帮忙购买。我们今天让人从海外代购奢侈品，当年毕德显教授让人代购的是最新雷达知识丛书。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广场

这套书共有28本，到1954年才基本购全。与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购买同步，他组织教员在翻译、消化的过程中，形成教案并不断充实之。

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办的雷达工程专业，走上了与世界最好大学相同专业同步发展的快车道。

这个专业培养的杰出人才，仅仅在张家口时期毕业的学生中，就有保铮、王越，以及前面提到的张锡祥成长为院士，更不用说一大批将军，以及名专家、名教授了。

抗美援朝战争，是维护正义、反对强权的英勇壮举。对于西电的发展来说，这场战争不但送来了大量优质的生源，更送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