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西电的历史，有三个貌似相关却找不到直接联系的小细节，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就是“气象”。

第一个细节是：1945年8月，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在河北获鹿成立时，组建单位中有一家是中央军委作战部气象队。

第二个细节是：西电的首任校长王诤，红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同时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中国气象事业的创始人。

第三个细节是：1960年某一天，总参通信兵部曾在西电召开过一次成果鉴定会，被鉴定的是一台特殊设备，这就是中国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的第一部气象雷达。

一个以军事电台通信起家，以电子与信息为特色的中国高等学府，在其发展的历史中，为何会有这样一个“节外生枝”的研究领域呢？

它们，冥冥中应该有某种联系。

美国飞行员乔治·瓦洛夫的传奇经历

资深记者、文化批评家和评论员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其著作《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美国人乔治·瓦洛夫，战前的身份是一个田径明星，曾经保持过一段时间的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二战时，他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了一名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飞行员。

1944年12月7日，他驾驶飞机从西安起飞，去轰炸位于满洲地区奉天的日本目标。

1945年1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他在行动中失踪。但两个星期后，报纸又宣布瓦洛夫是安全的，并已回到了他在中国的空军基地。

报道只有结果，并没有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他是如何获救的细节。因为这在当时还属于绝密信息，涉及到延安的共产党人和美国人共同运作的一个秘密网络。

当时，瓦洛夫的飞机在执行完轰炸任务后被击中，在掉头飞回陕西下降至2400英尺时，他先是下令10名机组人员跳伞，然后自己也弃机跳伞。

最终，这11个美国大兵被大风吹散，降落在了河北省某处山峰崎岖的地区，这一地区属于日军占领区。

幸运的是，两天之内，不分白天黑昼，这11人随即被当地人全部找到，并被安全送到了共产党游击队那里。

游击队员们给这些美国人食物、照料他们的伤势，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在被游击队照顾的这段时间里，瓦洛夫及其机组成员，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接待，人们四处寻找鸡蛋、花生和水果送给他们吃，甚至还操办酒席像英雄一样款待他们。

不久之后，在新年元月里的一个寒冷冬日，在一段孤僻的山路上开辟出的跑道上，一架执行营救任务的美国飞机悄悄降落，接走了瓦洛夫一行全部11人。

以这种方式获救的美国飞行员，据统计大约有60个，虽然有一些是国民党军救出的，但大多数都是共产党游击队找到并营救的。

这个营救美国飞行员的秘密网络，其正式的身份是美军建立在延安的气象台，那是一个以延安为中心通达全国的气象传送网。

这样的气象台，美国在中国共设立了4个，分别在昆明、成都、衡阳和延安。

在延安的气象台，起初建立时只有20个气象观测站，后来慢慢发展，到1945年8月的时候，它的名字已经改为中央军委作战部气象队。

美军在延安建立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

关于新中国的历史书中，提到气象事业时，均是这样记载的：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始于1944年。

为什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而不是建国时的1949年，或者其它别的年份？

原来，1944年的时候，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请求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东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保证其B-29重型轰炸机空袭冲绳、日本本土等战略要地的飞行安全。

实际上，对于建立气象网，美国方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意图和打算，那就是希望我方能够帮助援救坠落的美国飞机及其飞行员，并尽其所能地在日军占领的地区，收集更多关于日方的军事政治情报。

完成这个使命的是美国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具体执行人是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亨利·S.惠特尔赛中尉等人。

延安中央军委同意了美方要求，责成时任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王诤承办此事。双方你来我往，在关键问题上争锋相对，艰苦的谈判开始了。

最后的结果是：气象观测网人员完全由我方选调，请美军帮助进行短期训练；观测器材由美方提供，通信网的建立由我方负责；气象资料通信网以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组织，整个气象网的来往电报，均由我通信总台统一处理，尔后分送美军驻延安军事观测组。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是这样记载的：1944年9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同意给14个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提供电台。到1945年4月时，大约1.4万磅的美国设备，大多是轻量级的电台和零配件，已被空运至延安。

延安方面，王诤立即从当时的延安军委通讯学校等单位，选调了业务技术较好、年纪轻、文化水平较高的21人组成气象训练队，其中1人是预备队员，这些人员几乎都是老报务员。

这个气象队的队长是刘克东，11年后他还担任了西电的副院长，当然这是后话。刘克东最为人知的事迹，是在“西安事变”前后，参与了杨虎城部和党中央的通信联络，详情可以阅读他写的《我的一生》。气象队的教员兼翻译，是曾在清华大学学过气象专业的张乃召。美军方面，派出了瓦尔克等两名教员。

3个月后，这个气象队培训结业，全部人员被分配到华北、华东、晋绥、晋察冀等地区，共设立了20个气象站。

这些气象队人员的派出，任务的交待，和当时建立的其他通讯电台一样，都是由王诤一对一负责的。就这样，我党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传送网就这样诞生了。

新中国建立后，王诤以这批气象人员为主，加上又从部队中抽调的一大批通信技术干部，接管了国民党空军、民航、交通等气象部门，使其很快恢复了正常运转。

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就是这样起步的。作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始人兼首任校长的王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中国气象事业创始人。

西电研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台气象雷达

建国后，气象工作从部队转交给了地方，但王诤仍然十分关心气象事业的发展。大约50年代末期，他提出了要把军用雷达移植为测风、测雨的气象雷达。

1958年秋，刚刚从张家口迁到西安的西电，根据气象部门的需要，开始了气象雷达的研制。

西电气象雷达的研制，开始于一台显示器。

当时，时年33岁的保铮带着几个学生，经过研究、调试，制作出了一台雷达显示器。院领导王赤军问，这个雷达显示器可以做什么用？保铮解释说，雷达显示器是雷达的重要部件，可用于气象雷达，显示云层分布，预测天气。

王赤军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便开始组织、扩大研究队伍，提出要做出整部气象雷达。

气象雷达的设计和试制，是由当时雷达教授会的教师承担的，机械传动系统和装车的一些工作，有机械教授会的部分教师参加，加工和安装工作有实习工厂的少数同志参加。

研究队伍具体组成为：茅于宽负责天线组，强伯涵负责发射组，戴树荪负责接收组，保铮负责显示组，张以杰负责控制组，蔡希尧为全面负责。

与制作雷达显示器相比，制作整部气象雷达要复杂很多。发射机、天线等设备，都需要工艺和设备的支持。当时，气象雷达的工作原理，科研组完全掌握，难度就是设备上的实现。

例如，为了加工合格的抛物面天线，达到公差的要求，实习工厂的师傅在设备和检测手段缺乏的情况下，最后设计了一个水泥的模型，精雕细琢，终于做成了天线。

转动关节是矩形波导转换成同轴线的设备，在电的传输上要保证连续，在机械结构上则要求满足角坐标转动的要求，也是学院自行设计和加工的，并达到了要求。

气象雷达的整机最后在学院大操场东边马路上安装，调试校正成功，清楚地看到了云团和雨区。

总参通信兵部派科技部副部长于保合同志代表上级机关前来主持鉴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定是我国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的第一部气象雷达。

气象雷达在学院调试好后，作为样机送到上海无线电厂，计划投入生产。然而，设备运到上海后，却出现了问题：雷达不能正常工作，反复调试，也找不出问题。

后来，是请保铮过去才解决了问题的。保铮通过现象判断，是波导有问题。经过查找，是波导在运输中防震的棉花没有取出来。把棉花拿出来后，雷达就调试成功了。

关于西电气象雷达研制的相关细节，都被详细记载在了即将出版的《保铮传》中。

这段保铮等当事人的回忆，也将之前某个教授的不实言论彻底击碎了。那个不实说法指出：西电的那台气象雷达，茅于宽做了天线，剩下的其他东西都是从仓库里面找的旧机器。

“如果真是别人说的这样子，也就没有什么大的价值了。”回想2009年5月22日有幸采访保铮院士时，他有些不悦地指出，“我在技术上是主要负责人，有几部分都是我带着人亲自做出来的，另外一些是工厂配合我们做的。（这台设备）怎么会是仓库里面的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