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法律与道德的分野
“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当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如此阐明理性世界同普遍道德的紧密联系时，更深层次的疑问也就蕴含其中：如果我们将二者分开提及，而非将其统摄于亚里士多德的“善生活”概念之下，此时的法律体系究竟是将其归入“星空”，还是道德律的范畴？具体到实践层面，此时法律与道德间的关系，已经在纯粹理性层面具有了相当张力。
由此，不得不引发我们的下列思考：法律体系作为人类理性的重要成果与指导方案，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1）为何同道德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分野；（2）这样的分野，将会对学术理论和社会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3）法律和道德的分野，应当以何种方式存在。显然，第一个问题属于历史归纳层面，基本与本次论文主题无涉；而有关第二个问题，具体到法理学的具体案例中，对于告密者案的回应，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为了哈特和富勒对于第三个问题的最终阐释。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具体语境中，对二位教授的论证过程进行详细梳理并加以归纳总结。由此，我们才能对“法学研究的好望角”，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思考。
二、哈特：实证主义的分离探索
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开篇，关于“伟大的功利主义者”边沁和奥斯丁，对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分离主张，是否会导致人们对于法律的不尊重，哈特这样论述与之相随的社会哲学理论：通过“简单”的道德认知，它们圆满地将改革热情、权力控制等法治国家的完满要素成功结合，牢固构建了自由主义国家的信仰基础。
同时，在有关神法与人法相冲突的问题上，奥斯丁还不忘区分作为道德指南的“功利原则”以及“实证道德”概念；与此相应地，边沁也提出了“严格遵守，自由批评”的启蒙规训，并对法学家对实然、应然进行混淆产生的两种危险做出了批评：（1）应然对于法律权威的消解；（2）法律对于道德评价的取代。然而，在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质疑和越轨行为时，功利主义者并未给出详细回答。为此，在之后的论述中，哈特教授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
毫无疑问，功利主义者承认有许多事物属于“法律与道德的交叉领域”。首先，一方面，法律体系的发展受到道德观念强有力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他们从未否认过；另一方面，法律也深刻影响了道德标准，所以许多法律规则的内容反映了道德规则或原则。
可以看出，法律与道德的因果关系虽然难以探寻，但是并非不可描述；在立法权层面上，当道德原则在引入法律体系时，奥斯丁也意识到，一个法律可能授予立法权，同时又可参照道德原则，对该立法权行使的范围进行限制。然而，其中有着亟待阐明的问题：一条规则在符合或违背道德标准而缺乏宪法规定时，我们是否就可以将其视为法律原则。为此，我们不妨将这个命题简化为：法律即使是不道德的，是否仍然是法律。
于是，在我们对违背道德标准的法律进行考察之时，便已经对法律、道德关系的进一步透视做好了提法预设。但是，在我们对其进一步做出分析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将三种相互独立的功利主义传统：（1）法律与道德的联系，（2）法律概念的纯粹分析研究；（3）法律强制理论，进行严格而谨慎的审视。否则，在将其无差别嵌套“实证主义”标签之后，对于“法律是命令”这一更加关键的观念认识，也将会陷入见树不见林的误区；至于命令、制裁和主权的三者关系，也将成为一种强盗情景。这不禁让人想起卢梭那个著名的譬喻：强盗手中象征权力的手枪，难道应当是我们交出钱包的理由吗？
所以，尽管成文法律与强制命令存在有相似之处，（1）法律命令说仍然忽略了基本规则对于法律成为法律的重要作用。换言之，也就没有对法律体系的根基做出清晰的阐释；（2）同时，如果将民众作为立法者背后的主权者，将立法者当做主权者“代理人”，那么不顾操纵立法的具体个人，而是普遍接受立法程序本身权威的事实，必将受到歪曲；（3）在命令理论范式下，法律生活将会被描绘为一种简单的垂直关系，从而忽略事实上极为不同的法律规则：比如某种不同于刑法，能提供人便利的复杂变体（variant）。为此，哈特教授对功利主义未曾涉足的深水区，也就是如何接受基本规则方面，发起了勇敢的探索。在二段文末，哈特教授如是论述道：
授予权利的规则虽然区别于命令，但也不必然就是道德规则或符合道德规则。毕竟，权利同样存在于如仪式、游戏等诸多与正义或“应然法”等毫不相关的规则所控制的领域。授予权利的规则未必是善的或是正义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便是最好的说明。它们的善与恶取决于权利在社会中怎样进行分配、分配给谁和它们具有什么内容。
由此而进，哈特进一步分析了美国学者对于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提出的独特批评。他们虽然“极为天真地用自然科学概念结构去分析法律特征，以及受规则指引的人类行为”，却能通过实际语义分析，在语言思维的基本特征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具体而言，便是区分日常词汇中具有确定意义中心，不应当受到怀疑的标准情形（standard instance）；以及其之外富有争议的阴影地带（penumbra）。然而，在社会现实中，具体情境与法律分类的纷繁复杂，远超过我们的知识范围。为此，存在于阴影地带的具体案例，其规则适用往往也不遵循固有的形式逻辑过程。于是，法律和道德的交叉关系再一次被提上日程。
哈特教授承认，功利主义学派的缺陷，在于司法程序方面，他们没有意识到
“阴影地带”的存在及其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奥斯丁将司法程序片面理解为形式主义或者文本主义，主张法律是法官由前提推导结论的封闭逻辑体系，那就是对分析法学的严重误读。因为奥斯丁在法律语言的开放性和模糊性方面，已经有了反对法条主义的清晰认识。在此，作者不禁回想起弗兰克法官的语调：谁是应当为“法官是机器”的概念负责的坏蛋呢？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家！
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哈特对于法官行为缺陷的关注，远甚于法学家学说的谬误。作者鲜明指出，法官对于一般条款所做的解释无视社会价值及实践效果，僵化运用形式逻辑和语言选择以规避阴影地带造成的不明朗，在实际的机械判决中，创造的最终只能是一个掩盖事物真正本质的法律体系。为此，（1）当为适应某一个可能的道德标准，参考应然概念而创设（发现）法律规则；（2）全面考虑案件的复杂性，从而谋求价值主张间的平衡；（3）做出明智而理性的判决，参以道德目的不确定性的支配，法官对于案件的判决，才能更加明智地建立在合乎理性的道德判断之上。一言以蔽之，法律注定是不健全的，我们必须参照社会目标，有界限地解决阴影问题。
于是，我们终于行进到拉德布鲁赫对于法律的深刻反省：在思想转变的艰难路途中，他曾主张法律效力并不因此而遭到否定：（1）法律的要求在道德上是恶的；（2）服从法律比起不服从法律将会导致更恶的后果。然而，在经历纳粹体制的残酷迫害之后，拉氏转向对于法律、道德进行重新结合的强烈呼吁（此处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实证主义同样主张：如果法律极不公正，那么抵抗与不服从显然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反而掩盖了我们对于个中关联的审视：为什么强调“法律就是法律”及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在纳粹德国的语境中成为了邪恶，而在其他地方，这样的功利主义学说，却与极开明的自由主义相伴而随？显然，在类似问题上，运用富有争议的哲学命题，并不能真正带来问题的解决。
由此，关于法律的有效性方面，哈特教授复以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作为标准，而非单纯区分法律规则与法律体系之分野。在这个层面上，如何保证法律体系有效存在的追问，使我们又一次回到了经典的原始命题。我们不应当忘记，一个发达的法律体系，必然包含着必然性与共同基础的基本概念。于是，法律对于形式正义的追求，对于道德原则的联系，成为了必然而非随意的联系。其意味也在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1）作为当前概念工具的思维和对话方式，将在社会道德和法律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中，得到自然而然的共通；（2）一个法律体系必然要具备更深刻的内容，换言之，即必须包含着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则。
综上所述，对于道德原则进行最低满足的法律体系，最终只能成为一套毫无意义的禁令。所以，当面对名目纷繁的“实证主义”，哈特教授认为，我们有必要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和类型——事实陈述、价值陈述的不慎混淆进行消除。为此，我们不禁追问：对于应然层面的判断，是否可以忽视那些“非认知”要素，亦即消解所有的明确区分？最后，有关此类问题的回答，哈特通过对于富勒核心主张的批评与审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首先，在面对立法者考虑范畴之外的个案之时，规则扩张的适用通常不会以选择或命令的方式呈现，也不会对原初立法者的话语进行猜测，而是进行规则的自然发挥与司法造法过程。由是，哈特对于富勒所引用的维氏语言游戏，进行了如下分析：（1）在解释个体行为模式和话语情境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假定人们的共同目的；（2）个体的行为预设，将会在之后的话语解释中得到修正；（3）在个体的话语互动中，对于已经歪曲的“真正目的”，我们只能做出忠实描述。上述三种关注，也将对于明确区分目的和手段的观点，起着有益的矫正作用：（1）应然与道德无需产生任何关系，新的案件都会实现或表达规则的目的；（2）法官在造法和命令方面，都是可替代方案之间的选择。最终，哈特不由感叹：“无论在何处，我们都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我们必须在这种不确定性之间作出选择；现存的法律只对我们的选择施加限制，其本身并不是选择。”
三、富勒：法律内在道德的证成
在《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一文中，富勒教授并没有试图从整体上，对于哈特教授进行系统性批判。在文章的开篇，富勒已然对于哈特的“深层内在矛盾”，即法律实然与应然的断然分离及其合理性做出了充分肯定。富勒如是说道：“这种分离既有助于智识上的清晰，也有利于道德上的方正。”
同时，富勒对于哈特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论证中，首开观念交流通道的勇敢尝试，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其对哈特的规定性意图进行批评：“他的整个体系乃是建立在对秩序理想，而非正义理想感情上的偏爱上。”为此，如何能去最好地定义和服务于忠于法律的理想，也就成为了人类向某种一般方向，追求尊重与承认所必须做出的努力。同时，在引进此种争议的过程中，由于哈特未能在对纳粹法律体制进行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探索，论证框架范围扩大所导致的推论，也就成为其法律在某种方式上得以存续的理由。为此，富勒试图重新从法律定义出发，从而对哈特核心议题的缺陷，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在本文的开篇，富勒教授指出，对于 “法律”一词的含义规定和坚持，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了哈特及其立场同盟的努力方向。由此，关于首要性的问题也就随之浮出水面：在整体政府中的司法机构，不仅应当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在特殊和急迫时刻实现忠诚于法律的义务的清晰性。所以对于法律的定义，在哈特的论述中显得并不完善。
同理，哈特的立场同盟在维持法律概念的完整性的同时，并未清楚阐释他们所要排除之事究竟为何。于是一切并非法律的标准和观念，都被排除于法律、同时归纳到了道德的范畴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哈特也在文末坚称，存在着某种不道德的道德，而且必定存在着许多很难被称为道德的“应然”标准。然而，我们不可忽略的是：（1）当真正上升到善良—邪恶等形而上的定义之时，除了考虑严密的内在逻辑之外，一致性与良善之间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2）同样地，当试图用一种华而不实的简单性来阻止“不道德的道德”注入，也将是一种危险行为；（3）当法官处于“高级法”与制定法之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能动性；（4）正是来自道德对法律的外在要求，也就是法律与道德的一体性，往往使邪恶国家的法律制定也有了一定的踌躇；（5）一种将不道德注入到法律中的危险，从来未成为真正的议题；（6）法律与道德两种权威之争，并不等于法律与道德之争议。于是，通过对上述六个方面的追问，富勒对于哈特“不道德之道德”，做出了更有意义的探索。
有关哈特对于“法律命令理论”的断然拒绝，富勒转向了奥斯丁对于命令理论进行抛弃的考察。作为其重要的思想成果，命令理论在奥斯丁的某些语境中，反而在主权者的自我限定过程中走向了反面。于是，如何对基本规范和法律规则进行区分，也就成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求的方向。在对凯尔森“基本规范”原理的规避行为进行批判之后，富勒转向现实政治当中：以罗斯福在宪法框架内狡猾地侵蚀制度为例，我们不难发现，宪法框架的维持不仅要求我们对普通法规表现出虔诚的尊重，还需要对道德原则给予全神贯注的努力。进而言之，其中必须具有对于宪法言简意赅的追求。在这个层面上，富勒教授批评道，实证主义学派已经丧失去追问人们是否在做正当之事的兴趣。
一定程度上，与正义和道德要求相适应的法律，代表了一种有效的普遍秩序。于是，通过对于“秩序道德”的情景假设，我们终于具有了 “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的相关推论：（1）制定法律的权威，必须得到道德意见的支持。正是基于道德意见的权威，才能具有它所要求的资格或能力；（2）反之，在那些邪恶规则下，发生了社会秩序的各种形式普遍的贬值与颠覆之后，一个法律体系也将不再具有道德蕴含；（3）富勒对于 “标准情形”和“阴影地带”的语义区分，在司法判决的相关过程中，实际上不具有很强的相关操作性。
在面对战后的德国法院，不能对纳粹法律或其独裁行径进行全盘否定的窘境时，哈特一方面提出了溯及以往法律规范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哈特也在不遗余力地谴责之前的司法判决。于是，在经历上述波折之后，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蕴含其中：（1）宣布既往法律判决无效的责任方到底为谁；（2）纳粹在何种程度上，遵守了法律自身的内在道德性。在此，富勒教授针对哈特对于纳粹恶法之目的性阐释，提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君王无法真正创设法律体系的情景；从而表明没有了法律的道德性，法律本身将无法继续存在。
在这之后，富勒进入了对于纳粹法律文本的重新释读。在告密者案中，法院对于丈夫的所作判决，乃是依照一款内容模糊的法律条文，进行自由裁量权进行滥用后的可怕畸变。为此，我们必须铭记：法律的运用决不能等候人们的自行使用，必须让人们恢复对于法律和正义的尊重。寻求秩序正义的同时，我们往往不能忽略秩序本身。
富勒教授在回溯欧陆实证主义传统之时，指出对于道德目的以及法律道德性的无动于衷，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政府和独裁者滥用法律形式的有利条件。在既存秩序不断遭到破坏和颠覆的情境下，寻求“高级法”的最后庇护，也就成为了我们在历史探索中的重要追求。幸而我们发现，对自然法之要求给与一个权威性的宣布，是存在可能性的。于是，在单条法规的制定和法律体系的逻辑演绎过程中，当司法部门在争取正义的过程中被割裂之时，法律的道德性就不可能存在。
对于“核心与暗区”问题的探讨，也是哈特和富勒教授论战的重要部分。富勒认为，哈特对于“标准情形”的解释任务，就是去确定一个词语的指涉范围。在事物集合体的意义上，词语适用的仅仅是实然法。然而，这样的做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缺陷：就词语意义的阴影地带而言，法官是要被迫去承担一个创造性的角色，即需要考虑在对词语进行解释与澄清之时，必须考虑其最终目的性。在问题解释的同时，也将存在一个实然与应然的交迭问题。由此，富勒在明晰了规则适用的一般目的性之后，对哈特“标准情形”的静态化理解，也就做出了相应的批评。在不完整句子的填充过程中，通过对于具体情境的枚举，富勒也从句式的实际效果方面，对于上述的交迭情景进行了更加清晰的阐释。接下来，富勒也在笔者不甚明晰的语言学层面，对哈特教授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反驳。笔力所限，兹不赘述。
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富勒就哈特的实证主义立场联盟，再次进行了整体性的回顾。富勒认为，实证主义的基调，是其在对于法律目的性解释及其延伸的担忧而设定的。通过爬梳实证主义者的“蛛丝马迹”，其对法律目的性——广泛的责任——法律的忠诚性格局，终于做出了完满的解释：
如果我们不接受那些由对法律的目的性解释而来的更广泛的责任（这些责任本身就是目的性的，正如所有责任都是目的性的也必须是目的性的一样），那么对法律的忠诚就会变得不可能。
由此，我们必须进入到结构的概念之中，才能找寻到真正的普遍规则。在文章的末尾，通过法律对于安息日的强制规定案例做出分析，法律狡猾性与强制性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已然伴随着富勒教授的忧虑而跃然纸上。实证主义将人类向第二个目的进行引导，而非考虑行为的被自愿性，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执行者范式转换的隐含因素。最终，在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无限期望中，富勒教授对于哈特教授的鸿篇巨制，致以了最终的敬意。
四、结语：法学研究的好望角扬帆
对于初学者而言，在尚未深入涉足法律语言、形式逻辑与实证主义等法理学专业领域时，面对哈特和富勒思想深邃的世纪论战，应当会感受到巨大的知识和思想挑战。然而，当真正在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联中，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探索之后，不管是学术理论还是社会现实层面，我们都能够从二位教授的字句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发。回顾对于两篇文章的初步梳理，我们也能够对于之前问题的提出，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做出更加有意义的阐释。
首先，法律与道德的分野，并非能够在学理和学术层面上等量齐观。在学术讨论范畴中，伴随着对于功利哲学传统以及语义分析的行进，我们更多地跟随二位教授，在学科领域的交叉地带、实然与应然之关系等方面，自由进行对于“标准情形”和“阴影地带”之区分，以及命令理论同法律框架等学理层次的梳理；然而，具体到社会现实层面，不管是实证主义和社科法学，都不会主张法官运用僵化的形式逻辑以及机械的法律体系，对于案件进行毫无衡平与思索过程的判决，忽略自然正义的存在以及社会道德的深刻影响。正是在学理层面，我们关注到了“不道德之道德”、“法律就是法律”等界域对于现实判决的指导作用；正是在现实层面，我们关注到了纳粹政权对于正义价值的颠覆，如何深刻影响到法律体系的重构以及共同生活之进程。另外，我们可以否定纳粹法律的邪恶性，但是不等于我们可以否定邪恶的逻辑性。虽然这样的逻辑性，只能在形式上获得成立。
其次，从“自然法”到“高级法”的范式转换，也在富勒教授的回复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在以往的自然法流派中，从《安提戈涅》直至论战彼时，道德规范更多是作为一种神意指示，亦即一种外部的秩序标准。规范人类社会的相关行为以及法律制定。然而，在富勒教授的回复中，一种称之为“内在的道德秩序”，也就在法律和道德的关联论证中成为了新的议题。这种“内在的秩序道德”，并非从神意或者权威当中寻求法律体系的终极合法性；而是转向在理性的指导以及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实现法律与道德关系的重新联结。这样的联结方式，无疑将法律从形而上的层面解放出来，从而能够使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更好地探讨二者关系。
最终，我们不难发现，哈特和富勒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虽然我们乍一看来，会发现二人在论战中，尤其是法律的道德性方面，一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层面的分歧。然而，无论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语言的开放性与模糊性，法官本身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二位教授对于法律在运行中现实因素，均给予了充分而有价值的讨论。于是，当经过漫长的跋涉后，二人仍然能够在实证基础上，保证逻辑上的一致性。
或许有人仍然会提出疑问：对于“恶法非法”与“恶法为法”的讨论，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历经数千年后，人类仍然要为这样的问题纠缠不休，是否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在根本问题上，达成哪怕前进一步的共识？我想，这样的问题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对于开放命题的讨论，人类的进步关键在于认识方法与角度的转变。正是在“循环圈”的不断探索中，我们不觉已经从原始的神意和统治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从而上升到纯粹理性与逻辑思辨的高度。作为法律学界的二位集大成者，哈特和富勒对于告密者案提出的问题和方向，意义已经远大于对其断言式的解答。正如黑格尔所言：“现在有更特别的需要来认识和理解法的思想了。由于思想已提高为本质的形式，人们必须设法把法作为思想来把握。”虽然，这里的法与法律有着不同的范畴和含义，但是我们正是在把握其概念的自由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对于根本价值的进一步探索，以及共同生活的美好追求。在法律的星空下，我们也在不停沉思心中的道德律，使之恒久弥新。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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