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谈中国大历史，那必然会谈到王安石的新法，之前在《苏东坡传》中，王安石已经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被各种奚落一番，那作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又是如何评价王安石以及他的新法呢？索性，黄花了几页篇幅来叙述，而不像武则天略了很多。
首先，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在《苏东坡传》中并没有详细提及外患，只是简单一句概过，会让人觉得新法有点可有可无。在《中国大历史》中，作者先从历史背景，将宋朝面对的严重外患进行概述：
1.公元979和986年，宋出兵辽，宋兵大败
2.公元1004年，被迫签订合约，每年向辽供给绢20万匹，银10万两
3.公元1038年，西夏称帝，宋遂出兵，接连被败，至1044年，被迫“赐”西夏绢银茶叶共25.5万匹两
从历来的以及后来的朝代来看，中原之国向周边国家供给财务的，除近代晚晴政府之外，宋是唯一的，也是最孱弱的。在这样的外部忧患下，宋英宗启用王安石，采取新政，企图加强国家实力，充盈国家财力，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领导者。而王安石，则是一个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儒家典型文人。
虽然新法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但黄仁宇还是认为：
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倘使新法不作为全国一致的法令颁布，而由若干地方官或若干带特殊性质之官僚将其局部提出实行，其成败则未可知。
新法的很多准则在王安石当地方官时，在他的辖区已经试验过，所以他才会有信心可以拿来全国推广，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宋朝并不具备“用金融来管制全国”的条件。
宋帝国全国一致的局面，是由于文化凝集的力量，构成了社会的纪律，而不是金钱的力量和因之共存的凡有事物都能共通交换的因素。
简单来说，就是文化的力量大于契约的力量，大家还是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生活，而不是金钱契约式的社会。所以在推行“青苗法”的时候，王安石会在底层社会遇到大量的助力，以至在朝廷有大批的反对派。
相反的，我们来看现在的社会，反而是有一点倒过来的倾向，金钱契约的力量会大于文化凝聚的力量。以前几天出的D&G辱华事件为例，虽然迫于金钱的压力两个创始人出来道歉，但是在之后爆出的一系列后续事情中，他们还是认为中国人只要过一段时间，降一些价格，仍然会趋之若鹜。何以让他们有如此的看法，就是在于现在金钱的约定力量已经大于将整个民族凝聚的文化力量。在经济上，我们可以自豪，但在文化上，这却又是另一种“变法的失败”。
从失败的结果来看，固然王安石是个失败的案例，但从这个起源来观，这不啻是一种伟大的尝试，犹如创业，迈出去这一步总归要比畏畏缩缩要来得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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