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达敦煌之前，它是圣地，也是疑问。究竟是什么让敦煌具有如此魅力？为什么这圣地是远离中原千里之外西北荒凉寂寞的敦煌？距离敦煌越近，这疑问就越浓烈。
2019年的9月25日，经过近一周的跋山涉水，我们终于在傍晚十分赶到敦煌鸣沙山附近的小镇。
黄昏中的沙洲小镇，泥土为胚的外墙，酒旗飘扬，颇具西域风情。因为不是旅游旺季，行人游客寥寥无几，四目及处，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中更透出几分荒凉。
敦煌石窟的门票是在21日在塔尔寺预约好的，一同拼讲解的几个四川姑娘和我们的路线正好相反，刚从敦煌回来，她们建议我们赶紧预定A票，以免到时订不到门票耽搁行程或是造成遗憾。因为旅途的不确定性，我定了27日上午的门票——结果竟然早到了一日。于是我们便在鸣沙山附近盘桓，顺便逛了敦煌市的博物馆。当时敦煌市博物馆正在做毕加索和达利的画展——这是额外的收获了。
27日上午，在数字中心看完数字《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后，我们坐上大巴车，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在秋日的阳光中见到了传说中的三危山。
树影斑驳，我们跟随导游缓缓走上台阶栈道，一同走进传说中的莫高窟。莫高窟A票共有12条路线，可以参观8个窟，每条路线所参观的洞窟都不一样，所以，能看到哪些石窟也是要靠运气和缘分的。
石窟内十分黑暗，没有灯光，也不允许拍照，只有导游手中一只小小的手电筒，然而在这幽暗的石窟之内，我还是被色彩绚丽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震撼到了，在视觉审美的冲击下，精神上又经历一番文化与精神的洗礼。石窟内的壁画和塑像深深吸引了我，彷佛要被吸进这壁画里，导游的话在脑海中回味，我想要记住每一个字，只可惜没有带笔记本。我沉浸在这世界中，即便导游再三强调，还是险些跟丢了队伍。
遗憾的是，除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九层塔”，其他的洞窟我只记得三个，根据当时的记忆及后来查阅的资料，确定了当时参观的那三个窟分别是254窟《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257窟《鹿王本生图》（九色鹿）、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
254窟《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 ，“舍身饲虎”是佛的慈悲与勇敢，诠释了佛的“牺牲自我”的精神。许多只身向敦煌的艺术家和学者都把“舍身饲虎”当成了毕生信仰的象征。张大千和常书鸿走进敦煌临摹的第一张壁画就是这幅图。
257窟《鹿王本生图》，讲述的是九色鹿的故事——这个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动画片，没想到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来自于敦煌壁画。这是儿时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画形象之一，曾经买过一个九色鹿的钱包用了许久——不得不感谢老一辈动画制片人的用心之作。
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共有三个场面，右上为汉武帝甘宫礼拜金佛，下部是汉武帝送别张骞，左上为张骞持旌节远赴大夏。全画以汉武帝送别张骞为主体，汉武帝骑马相送，身后大臣相随，侍者张盖。马前跪者为张骞，持笏作拜别状，身后侍者持旌节，牵马跟随。此图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原因，“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匈奴，并获得二金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因为不知道大金人（佛像）究竟是什么，所以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这是佛教信众们借着张骞的名人效应，给张骞凿空的壮举来了一次历史错位，赋予了引入佛教的新含义。
这一路，我从洛阳出发，既是“祖庭”、“释源”白马寺的所在地，也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走来，从塔尔寺、文殊寺到敦煌石窟追寻佛教的踪迹。不日，我将继续西行，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前进，去探寻张骞走过的或者没有走过的路——这一切，都在这张图上得到了诠释。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缘”本来自于佛教，佛经中最初的因缘是穿插在僧讲解说佛陀说法教化或定制戒律事缘过程中的一种讲说品类。关于因缘的这一功能，在《大毗婆沙论》中即有记载：
“因缘云何？谓诸经中，遇诸因缘而有所说。如义品等种种因缘，如毗奈耶作如是说，由善财子等最初犯罪，是故世尊集刍僧制立学处产”
《仁王经疏》中对其则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次辨过非，先以事验，后引文证。事验如何，如经中说。阿难是佛得道夜生。如小乘中佛成道已过六七日。即便说经。……将来破我，为证此义，须知阿难立字因缘。阿难陀者，是外国语。此名欢喜，之名三因缘立。一过去因缘，如经中说，释迦行菩萨时，作一陶师，名曰大光。……二现在因缘……缘？与字欢喜？喜时生故。何者喜时？所谓如来得道夜时。 三父母立字，父母何一阿难既是得道夜生，何由得言说听一时。事验如此，次以文证。”
综合二者大致可以看出，因缘一般用于佛经之中，相当于佛经的“注疏”。因缘的原始功能旨在释证经义，在讲述佛经时因缘主要以成道者的故事为主，进而来验证经义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但随着佛经讲论的不断发展，为适应化俗需要，因缘便逐渐从佛教的僧讲中分化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性的因缘。再后来逐渐演变为“前因后果”、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的“缘”。
那么敦煌与佛教文化又是怎样的缘分？为什么是敦煌创造并孕育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关于莫高窟的初创，唐代圣历元年（698）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又称《圣历碑》）有比较清晰的记载。此碑文大意说，东晋十六国前秦政权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
因为天色已晚，旅途劳顿，乐僔和尚打算就地歇脚过夜。正当他掸去僧袍上的尘土，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不经意地抬头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
这一望，他立刻被眼前的景色惊得目瞪口呆。只见那对面的三危山上，金光万道，璀璨光明，仿佛有千佛化现，乐僔被这庄严的佛光盛景惊呆了。
他想，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西方极乐世界吗？他深信这个地方是非常神圣的，是佛给自己降下旨意，自己应该在此坐禅修行。于是他发心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在洞窟中禅修。乐僔之后又来了一个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营建就从这两个人开始，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这些虔诚的僧人委身于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与冥想，在一片荒芜中试图证得终极意义上的解脱，以达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那我们今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因为有上面提到过的《圣历碑》，据碑文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
恐怕乐僔法师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他的仰天一望，他的一个挖窟修行的决定，开启了一个叫做“敦煌石窟”的灿烂文明，此后千年营造、万世追寻，让整个世界的考古界为之震撼，让举国民众趋之若鹜。在这里，内在精神追求上的充实与外在视觉审美上得满足得到完美统一，宗教与艺术被充分融合在一起，表现得精美绝伦。
为什么是敦煌？关于佛教的传入，中国古籍中有很多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在西汉末、东汉初从印度传入中亚地区，东汉时期经西域诸国（现新疆地区）传入中原，敦煌作为西域通向中原的咽喉要地，受张骞凿空西域及丝绸之路的影响，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在乐僔到达敦煌之前，魏晋时期很多高僧都是敦煌人或久居敦煌。如《开元录》记载“竺护法，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高僧传》“竺法乘幼而神悟超绝，悬鉴过人，后在敦煌立寺延学，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而西行，承之力也。”“元康七年护在长安，永康元年护不住洛阳，此后东都大乱，无东本之理。且长安大乱，人民多避乱凉州，护法世居敦煌，似亦西遁而不东迈”“于道邃，敦煌人。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于法兰）为弟子。”
此外，还受当时的西行求法运动的影响。一由我国僧人西行，一由西域僧人之东来。僧人或西行，或东来，均要经过凉州敦煌诸地。“法显寻求戒律之同志，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皆行度陇，至张掖，遇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时约弘始二年），复共西行进至敦煌。”从西域来中原的高僧著名的有竺佛图澄（似为龟兹人，释道安的授业恩师）、鸠摩罗什、昙无谶（中印度人，婆罗门种，先至敦煌，停止数载）
所以，魏晋时期，敦煌远离中原，又临西域，已成为继洛阳、长安之后的佛教重地，敦煌已经有了浓厚的宗教土壤。在乐僔开凿第一个石窟的机缘巧合下，之后多年，“僧侣、画师、商贾云集敦煌，从皇族宗亲、世家显贵到移民敦煌的普通百姓频繁开窟，历经千年营造，从无到有，从不毛之地成为万佛之国。一切在世人看来最艰难的所在，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实是命运对于意志达成最彻底的考验之处。一切在世人看来最不可能有生之意义的地方，恰恰可以唤起生命极大的力量和信念，并且创化出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奇迹。”——《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部分内容摘自以下参考文献：
1.《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2.《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3.《敦煌因缘与佛教戏剧关系述考》（喻忠杰，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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