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南朝梁的昭明太子萧统提出选文标准的同时，有两种新的文体发展起来了。不过这两种文体在萧统眼里都不能算是“文”，因为它们不符合“沈思翰藻”的特点。那这两种文体是什么呢？
一种是佛典译文。在此之前，佛典就已经有译文了，可是要么过于直译，让人读不懂；要么过分意译，读来如同老庄玄学，所以这些译文都无法达到“达”的要求。直到东晋时期，后秦的君主姚兴聘请了龟兹国的一个僧人鸠摩罗什担任国师，专门主持翻译佛经的事情。这位大师“学贯中西”，翻译的佛典既能基本遵从原文的旨意，又能体现汉文的特点，往往有着“天然西域之语趣”，于是这种新的译文方式就在他手中产生了。不过他的译文并不完美，虽然读起来流畅——达，可是做不到“信”，对原文还是不太忠实的。
那么佛典的译文到谁的手里才精确起来呢？我想大家应该能想到，就是我们跋山涉水到西天取经的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他的译文，既能“信”，又能“达”，集佛典翻译之大成。而且，他还扩大了汉语的词汇量，甚至还增加了汉语的句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语，就是来自佛典译文的；至于文言句式“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
第二种文体叫做义疏，这种文体介绍起来有点复杂，我们需要先从几个名词说起。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诸子等人就已经是当时人眼中的古人了。他们读古人的作品，就需要进行翻译和解释，于是就出现了“故”“解”“传”“注”等。所谓“故”，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说明或者补充原文；所谓“解”，就是解释和推理原文的意思；所谓“传”，就是“转”，兼有“故”和“解”的多种意义。比如《春秋左氏传》，就是通过补充故事的方式来阐述《春秋》大意，使简约到极致的《春秋》内容丰富了起来；同样阐述《春秋》的《榖梁传》和《公羊传》，则是通过问答式的记言来阐明原文的辞意——它们都兼有“故”和“解”的意义，所以称为“传”。
此外还有“注”。“注”原本只是解释字句，但后来也开始推理演绎文章的大意，并且用故事来作为补充解释，这就使得文章更加明白易懂。但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篇文章的理解有所不同，所以同一本书的“注”就有了各种版本，五花八门，看似是在给古文作注，其实是在表达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给各种经书（儒家经典）作注，这就形成了“义疏”之学。
所谓“义疏”，就是给前人所作的“注”进行的解释。汉代和晋代的人给经书所作的注，都比较简单，时间一长，后人就不理解意思了，于是南北朝的人就给这些“注”再进行解释，有的给它们补充材料，有的进行辞意的推演，无论哪种方式，都比原来的“注”更加深刻和细致。这样一种新的文体就又产生了。此时的“义疏”，还有一些魏晋时期老庄玄学的特点，到了唐朝修订《五经正义》的时候，把这些玄学的成分删除了，只留下了疏明注义的文字，开启了详细解剖字句的风气，宋朝人把这种精简过的“义疏”取名叫“注疏”。
不管是佛典译文还是“义疏”，在南北朝时期都没有人把它们划入“文”的行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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