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山的高处和深处都是都是有神灵的地方，这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谁教的，是感觉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是人类遗传的结果。
那只被冻死的小燕子给我传递的是一种语焉不详的模糊的信息。这种信息在我的大脑中生发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成分极其复杂，任何词汇都都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但有一个词可以直指其核心，那就是——恐惧。
顾冬梅听完那只小燕子的故事，也讲了一件事。她昨天在县城里看望大弟，请他吃了顿饭，给了点儿钱，就找了个宾馆睡了。夜里被一个梦惊醒。
梦里，她的小妹站在她床头不停地哭。她问，小燕儿你哭什么？小燕说，我死了。她奇怪道，你没死啊，你好好的。小燕说，我已经死了。顾冬梅问，你要是死了，怎么还能跟我说话。顾春燕说，这是在梦里啊，你明天醒了就知道了。顾冬梅还想问点什么，顾春燕却说，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给别人去说呢。
我感觉到山里的清冷了。五月份，西安的天气已相当的燥热，而这里好似春寒料峭。那间厨房里，炭盆把脚烤的热乎乎的，可是后背还是冷，我感觉胃有点不舒服。
我说，我的胃有点疼，听我讲故事的同学以为我还在讲故事，没有反应。我又说了一遍，我的胃不舒服，山里太冷了。
大家说，这句话你说了三遍，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我说，错了，错了。他们面面相觑，什么错了？
我说，他们怎么还不来，我饿的胃疼。
我真的感觉到胃隐隐作痛，这个毛病很长时间没犯过了。我叫服务员过来，问她能不能先上点吃的，服务员端来一盘子油饼。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吃餐厅里的油饼红豆稀饭配玫瑰咸菜，我们学校以伙食好著称于西安高校。逢礼拜天，吃饭的人格外多。其中就有很多外校的慕名者。江湖上都把我们学校称为吃饭大学，这个叫法甚至被苗阜说进了相声。
说良心话，除了油饼，我没觉得那所大学的饭有多好吃。那种大灶，几千人的大灶，厨师长得像喂猪的，打饭的像开黑店的，能好的哪儿去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参加过罢饭斗争的，缘由绝非是因为食堂科的人长得不好看。
饭不怎么样，却被大家津津乐道，想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上的那所大学还有一个诨名：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个时候，师范院校提前录取还免费，不但免费上学，还免费吃饭，对农村孩子的吸引力足够大，尤其是伙食的吸引力。
我是在吃油饼的时候想清楚这个道理的，我们都是通过上大学改变了自己命运。在大学的餐厅里吃油饼是命运改变的象征，是近乎神圣的仪式：别的地方也有油饼，但只有彼时彼地的油饼最好吃——这并不符合逻辑，但又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逻辑这个东西很麻烦，我们总想弄清楚，总会把它搞得乱七八糟。正如我讲的这个故事，我刚才讲道：张新宇跟着顾叔上山考察山林，我跟一个白发老者顾二叔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顾冬梅在他们家的厨房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天气，从天气聊到了那只冻死的小燕子，从那只冻死的小燕子又聊到了顾冬梅那个梦，接下来是顾二叔夫妇声泪俱下讲起他们的女儿顾春燕被杀。
我的记忆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但这样去讲是有疑点的：这说明顾春燕被杀发生在那年三月至五月间，我跟张新宇到他们家的时候，命案刚刚发生，顾二叔夫妇和顾冬梅不应该是那样的表现，像没事儿人一样。
我从不把别人当傻子，以为说什么别人都信。事实上，生活中聪明人太多了，我对面坐的这个同学叫景翀，是个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连那种乱麻一样的家庭纠纷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我看见他皱了几次眉头了。
没等景翀提出疑问，我主动坦白，刚才讲错了，时间过得太久，有些细节记忆难免出问题，倒不是说我瞎编了些东西——我会瞎编的话，早就成编剧或作家了，而是顺序上出了问题。
我决定按逻辑而不是靠纯粹的记忆来讲这个故事，故事的真假不是由讲故事的人，而是由听故事的人决定的。你竭尽全力搜断枯肠掏心掏肺地讲一件真事，可听着认为这件事不可信，它就不可信。
按逻辑来说，我跟张新宇到小山村那天天已经黑了，顾叔担心我们太累，就把我们就近安排到顾二叔家住。第二天吃完早饭，张新宇跟顾叔进山了，我说我胃疼没去，一直躺在房子里睡觉。我特别能睡觉，这个谁都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被大家称为睡神，连考试都曾错过，假如活过一百岁，我最希望的离开世界的方式就是睡死。
那天，我一直睡到张新宇回来，我看见张新宇夹着屁股一瘸一拐地走进屋，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痔疮犯了。张新宇说我还割了包皮了呢。你不去不知道，那片山林有多大，都够咱俩占山为王了。
晚饭很丰盛，连荤带素一大桌子菜，不乏山货和野味。我记得我们喝了很多酒。早上吃饭的时候，顾二嫂就问我们喝酒不喝，说她们这里喝酒不分早晚，因为被大山夹着，这里的早晚与外面的早晚是有差异的。
我们没有放开喝，但也喝了不少，接近醉的边缘了。如果我们放开喝，那晚喝成什么德行都有可能，我和张新宇一样，酒后失德的厉害，很多朋友都说，看见我们喝醉后烦人的样子，恨不得杀了我们。
我的记忆里，顾二叔夫妇豪爽热情，顾冬梅浅薄多话，顾冬梅的小弟顽皮倔强，我和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了解不多，只能给他们贴上这样的性格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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