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刚
近日，经导师王勇教授推荐，阅读了王宗礼、刘建兰、贾应生三位老师的著作《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本书就其内容来讲，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对于中国西北农牧区特殊区域的特殊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整部作品的内容扎实而不失趣味，高瞻远瞩但论述说理细致入微，全文语言风格通俗易懂。
中国西北，别人称之为荒漠的地方，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称之为故乡。宗礼教授等三位老师对于西北地区，尤其是对于西北民族地区这一特定地域和农牧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不论是20多年前作者成文当时，还是站在今天的时空维度，本书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困惑及理论探讨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是在历史原因下所导致的集贫困、环境、民族、宗教、“三农”、教育、人口、安全等诸多中问题于一身的问题集中区域。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战略思路，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为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战略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边疆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关于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是关乎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发展，中国边疆安全治理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此背景下，宗礼教授等三位老师在二十多年之前就对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进行高度关注、扎实调研、充分研究、详细阐述，总结出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政治参与的总体特征，并且分析了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对于中国的政治学和政治学学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勇教授曾一直对我强调，搞学术研究，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童子功”。所谓的童子功，窃以为，就是由自己从小的感性生活经验的累积所自发形成的对于某一问题、某一社会现象所具备的有场景化的理性认知。作为从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对自己的家乡以及甘肃西部农村的生活场景具有非常丰富的感性认识。市场经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于农村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艾青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但是现实中的农村基层，是因为对这片土地上渐行渐远的失落与越来越迷茫的未来。正如《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中所言，农民正处在空前的躁动中。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化，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打破，强化了农民的利益动机，农民发财致富的心情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却苦于发财无路、致富无门；随着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城市的繁华竞逐，城市的灯红酒绿强烈地挑逗着农民的欲望，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只能是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在经过最初的欣喜和激动之后，很快便发现他们向往的城市已人满为患了。他们盲目流动、左冲右突，寻找着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场所。农民在和城市人的对比中，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城市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正咀嚼着改革开放初期甜头的农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却不得不面对改革开放快速推进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农民中普遍滋生着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和心理。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使自古以来就崇尚平均的中国农民产生着强烈的心理失衡。亨廷顿分析认为，传统社会内的农民是一种恒久的保守势力，他们禁锢在现状之中；而现代化给农民在两个方面带来冲击：一方面，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导致农民的渴望上升。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启蒙传到了农村，农民不仅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苦境，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是能够得到改善的。当今社会的阶层分化使缺乏资金、人脉的下层农牧民群体处于弱势地位，而作为一些具有特殊权力或与权利有丝丝缕缕关系的“权贵”群体与市场资本的结合，导致当下农村的公共资源分配出现进一步失衡，这种失衡进一步拉大不同阶层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也影响村民的基本生活，并破坏村庄社会的基本公平感。最明显的就是教育、就业问题。数千年的小农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农村，一向秉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价值取向。当农村、农民的思维启迪的进度远远低于市场仅仅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与改变的进度时，这种基层的原本的“动态经济平衡”的状态势必被打破。当朴素的经济利益平等观念遭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剥夺的不公平的影响，作为从嫉妒发展到怨恨的所谓的仇富情绪，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成为一个逐渐脱离原因、不随原因而消失的体验和心理定势。甚至，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从阶层分化转向阶层对立。
纵观历史，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间长期以来一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结合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重建的中国千年气候变化的规律来看，每一段寒冷期，碰巧都有游牧民族移民或入侵中原游牧部落的活动与气候之所以密切相关，缘于气温下降对游牧民族的影响远胜于农业部落。由于气温波动大，大部分草原牧民的农作物已经到了存活极限，即使很小的温度变化对作物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游牧式生活对人口压力更敏感。简单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适用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牲畜既是投资也是食物。恰巧，《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中研究的地域，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正好处于农牧此消彼长的一个交错地带。西北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有着各自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由于民族之间历史传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因而各民族的价值观也有明显差异。政治行为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这表明一定的政治行为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著名政治学者徐勇教授认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公共话题，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新的突破点。笔者虽然不如徐勇教授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各区域农村一线进行实证调研和大数据调查，但是就出生农村、且经年逢年过节往返与城市和故里之间的鲜明对比而言，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至今，需要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践效果进行实地的检验与反思，去掉“美颜”和“滤镜”，直面村民自治的实践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在以“农民”为主题的讨论中，政治常常不被纳入研究视野当中。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和社会问题为基本取向的。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民主政治受到高度评价。但是，这里的“政治”被严格限定在村庄社区内部，在以政治为主题的讨论中，农民也很少进入视线。确实，中国有了村民自治，而且这些年来自治有了很大成长。农民正在学会选举，特别是学会通过选举干预村庄的公共生活。但令人困惑的是，村民自治走过了二十年，且农民的政治发展令人注目，与二十年前比较，中国的基层政治是否进入了良性运行？回答基本是否定的。人们在讨论“政治”时，农民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今天的中国农民正在越来越关心政治，并且力图去干预政治。在一个日益市场化和充满流动性的社会中，传统血缘和地缘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熟人社会正为生人社会所取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完全不对称，且维权的成本愈渐高昂。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更多不再是通过熟人社区的传统习俗来实现，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法律和政府来实现。
今天的中国农民，显然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虽然村落已经“村改居”(村民委员会改为居民委员会)，归根结底，他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中，角色也没有变成为市民。政府把他们转为“居民”，主要动力通常是要拿他们的土地。从根本上，他们的认同和真实状态还是农民。
斯密曾分析社会分工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狩猎采集阶段、畜牧业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政府的强制也在下降。“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要由别人来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变化显示，中国农民非但只关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所引发的边际影响，最终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现实中的中国农民，虽然我们无法真切地判断他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勿容置疑，他们肯定具有更多的政治理性，因为农民更多的时候喜欢用脚投票。
经验表明，经济基础的改善未必能直接带来农村政治的完善，各种无序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反而在特定时间和局部地区呈现加剧的态势。公共政权应该如何构建起顺应农民特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当今中国社会农村正在发生着最为深刻、最为重大的变革。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谈到，“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出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社会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中国西北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这样一个“问题集合”决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整体上处在中国现代化时间梯度结构的底层。在这一“问题集合”区域生活的各族农牧民的政治参与不仅对促进当地基层民主政治进程、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实现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家安全、政治稳定、民族和谐具有特殊的价值。
中国是个大国，绝不可能成为“城市国家”。如果说城市是国家之阳，乡村就是国家之阴，《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乡村的生活方式、乡人的心态对于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化过程体现在多个层面，发生在人类思想、行为所有领域中的变化都被包含其中。实现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成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政治意识作为在价值认识基础上积淀而成的深层认知结构，决定着农民的行为趋向与行为方式，是农村乃至整个国家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基本精神基础。发生在农村的前所未有之变局，使农民政治意识开始相应的嬗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农民政治意识的主体性、理性、主动性都有所增强。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所以，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边疆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至关重要。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正好处于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民族、宗教、教育、环境等诸多问题的集合区域，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相互交融、共存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冲突”、碰撞而产生矛盾，这些不和谐因素势必会影响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所以，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法学等多个维度进行探讨，构建先进和谐的政治文化来化解各种冲突和矛盾，削弱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和谐的因素，以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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