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已经坐在了回家的车上。车驶得极快，沿途的风景像是箭羽一样一面面从眼前扫过，远山鲜有绿色，朝窗外看久了，除了眩晕更有一种久违的荒凉萦绕在心头难以言说。
车上坐满了人，就连过道的走廊处也挤得难以穿行，那些站在走廊的大多衣着朴素，脸上刻着或多或少的沧桑，身旁紧跟着的是那些偶尔有补丁的包裹，爷爷眼睛时不时的扫一下他们，好像生怕被人偷去，其实我想他们就是怕被偷去，他们应该都是奔波在外的打工者，就等着这次春节回去，家人团聚。我忽然想起了爸爸，在我小的时候，他也是外出打工，一年甚至几年才回来一次，在他那样饱经风霜的脸上到底刻画着多少生活的艰辛，我想我已经无从体会，我坐在车上，心中充满了欣喜和忧虑。我想我确实是想家了吧，我又怎能不去想家呢？
有谁知道我曾经有过多少次冲动想要逃离这个家，逃离父辈的纷争与恩怨，逃离那些曾给我带来一次次重创的人和事。而如今我匆匆的逃离了，就逃离在2500公里外的西北城市里，在那开启了我四年的大学生涯，那有着我所有可以拿来言说的骄傲，那有着能让我袒露心扉的友情，那隐藏着注定会让我有所抱负的将来。
但我依旧哀伤。那些充斥在心中所有的欣喜和忧虑或许早已化作了愧疚，让我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埋怨着自己，咒骂着自己还有折磨着自己。
或许我不用再看到爸爸如何不讲情分地折磨着妈妈，不用再看到妈妈在某个白天的上午如何默默的抽搐哭泣，不会再看到爸爸是怎样喝着闷酒醉倒在门旁的覆着厚厚积雪的柴草上过夜，不用再看到那么多年里姐姐从未更改过的决绝的目光……
然而这一幕幕早已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流进了我的血液里，它们时刻提醒着我，我属于这儿，我只属于这儿，无论我逃得有多远，无论我是否刻意遗忘，我的根就埋在这，也终究会埋葬在这。
我想我已经累了，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将近六点，火车已经进站，随着车里的广播响起，我睁开眼睛，揉搓着发麻的双腿朝窗外望去，远处城市的剪影渐渐清晰，车速也渐渐缓慢，我收拾好行李，在走廊处排起了长队，等着下车。
刚出车门就感到阵阵寒意，这种透骨的感觉似乎在提醒我是否还记得家里的冬天是什么样子。我裹紧衣服，随着人流走着，就快要走出站口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阿晖，我抬头朝那声音寻去，远远的看到老姐在一旁使劲的朝我挥手。
老姐穿着深黄色的带有厚厚绒毛领的长袄，头戴着淡蓝色耳套，笑的是那样的灿烂，看上去又是如此的娇小而美丽。我快步走过去，脸上洋溢着掩盖不住的笑容：“都说了大早上的那么冷，不用来接我，我这么大的人了，还不认识路不成？”我收起脸上的笑意，竟忘了还操着满口的普通话。
老姐用地道的家乡话说：“噫，今天早上又不用上班，刚好有时间来接你，再说你上完高中就去了西北，我还真担心你不认识这儿的路呢。”听着老姐纯正的家乡话，多少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说着她拎过我手里最重的包朝人少的地方走去。我忽然记起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市里，那时候老姐还在一所技校读书，同样是某个早上，老姐拎着我从家带回来的包裹，里面装满了大米和面粉，同样是她在前面走着，我紧跟在他后面东张西望，第一次感受到城市的繁荣。
我快步走向前去拿老姐手上的东西，说：“这些行李又不沉我提的动，倒是老姐你，我觉得你又瘦了。”
老姐笑了：“可能最近工作有点忙吧，不过没关系，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最后我们在一家包子铺里坐了下来，我和老姐边吃着热乎乎的包子边聊着天，她眉飞色舞地给我讲着她是怎样从最初八百块钱的工资涨到一千五六一直到现在的两千多，而我对她说着大学里面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还有我成功的在班里谋得一个职务。
我们互相说着这半年里最让彼此得意的事情，有时也情不自禁的笑出声来，引得旁边的人不断地朝我们这儿看。老姐看起来还是那样的漂亮干净，只是大笑时眼角总会多出几条清晰可见的皱纹。
当她还在高兴地聊着工作上的事情时我忽然打断了她的话，问道：“姐，咱妈最近怎么样？”
说完，我又故作随意地夹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
“不太好”，她骤然收起脸上所有的笑，木讷的咬着嘴角——不禁让我怀疑之前的那些笑是否是佯装出来的。
“哦”，我微微的点了点头，“我走的时候咱妈不还是好好的吗？现在怎么又不好了？”我勉强地笑了笑，笑得有点急迫，有点迷惑。
“还能因为什么原因，10月底农忙的时候他回来帮忙，农忙完了，他走了，然后咱妈精神就不好了。”老姐目光中又是那种倔强，就连爸也不愿提一句。
这样的目光我已经见过太多次，也体会过太多次，那是爸爸和姐姐四目相对时的目光，是他们还没聊过两句便吵起来的目光，是老姐每每提起爸爸的时候便有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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