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大清还认为“蛮夷”仅仅是拳头硬，文明开化程度与中华相距甚远。然而，在与英法等国进行深入接触后，大清终于意识到，他们与历史上的“四夷”截然不同。
这些“蛮夷”不但拥有强横的武力，还有着灿烂的文化和发达的科技。从某种程度看，十九世纪欧洲文明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方面，甚至比同时代中华文明更为优秀。因此，这些“蛮夷”不仅不会被中国所吸引、所折服、所同化，还反过来认为泱泱中华是野蛮落后的国度，想要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影响中国、改造中国。
如果“蛮夷”比“中国”更文明、更先进，那中国还算“中国”吗？“蛮夷”还是蛮夷吗？
三千年来，中国“世界文明中心”的心理定位，就这样被“蛮夷”动摇了。
自此之后，“蛮夷”的地位开始扶摇直上。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中外文书往来，不得对外国人用贬义的“夷”来称呼，而是以“洋”替代。
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
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专业外交和翻译人才。
1864年，首次翻译出版有关西方国际法的教科书。
1868年，派出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1国。
1873年，同治皇帝在紫光阁接见六国使臣时，破天荒同意使臣们行鞠躬之礼、而非三跪九叩。
在现实面前，大清帝国被迫与时俱进，按照“洋人”主导的国际规则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世界。但与此同时，大清也力图最大限度维持“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在被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东亚、东南亚等地，小心翼翼地继续推行宗藩体制，与“去中国化”倾向艰难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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