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奏折中没有提到、甚至不敢说出口的，是大变局中的第三个变量——国内族群矛盾的激化。
族群，是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地域、宗教、血缘等因素而形成的群体。“民族”一词出现之前，族群便是人类用于区分“我族”和“他族”的惯用分类方式。
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多族群国家。上古时期，黄河中游的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融合，形成了最初的华夏族群。商周之交，周武王在孟津（今洛阳以北）聚集“八百诸侯”讨伐商纣王，这“八百诸侯”即为数百个部落族群。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中原地区族群数量急剧减少。随着秦汉等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原本散落在各诸侯国的华夏族群逐步聚合为主体族群——汉族。
进入十九世纪，大清帝国统治区域内主要有汉、满、蒙、回、藏五大族群。其中，满族高居统治地位，蒙古族与满族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汉族和回族、藏族属于被统治族群。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大清其实是一个“以小制大”的部族政权。
满族入主中国时，人数并不多，即便联合蒙古族也仅处于千万人口量级，要实现对上亿汉人的有效统治，就必须构建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统治秩序。
为了压制汉族的抵抗精神，满族统治者通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难”等种族屠杀事件，对敌对者实施肉体毁灭；而后，又推行“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和“易服令”，扭曲“汉礼”，打压“大汉族”意识形态，重塑文化认同；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大兴“文字狱”，禁锢文化思想，剥夺言论自由，以专制统治来扼制族群矛盾。
确定汉族基本驯服后，统治者挥舞着“满汉一体”的大旗，推行儒家“忠君”的价值观，又用科举制度给汉族士大夫留下了进入官僚阶层的渠道，慢慢改变了异族和征服者的形象，勾勒出满汉一家、其乐融融的画面。
在国家机关部委中，清政府采取了不削减汉族员额、增加满（蒙）族编制的做法。明代六部，设有尚书一人、侍郎两人，清代则设置满（蒙）、汉尚书各一人，满（蒙）、汉侍郎各两人。乍一看，汉族好像赢得了与满族平起平坐的地位。
当然，这只是个错觉。
首先，国家最高决策者——皇帝必须是满族人；其次，领班军机大臣全是满蒙亲贵；再次，汉族人想要当公务员，基本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这条“独木桥”，而满（蒙）族人可以通过恩荫、当侍卫等多种途径实现弯道超车。由于“起跑线”不一致，当汉人士大夫苦读数十年、白发苍苍才考中进士时，很多年纪轻轻的满蒙亲贵已身居高位。
此外，满族在设置国家机构编制时，也给“自己人”留足了位置。
六部中，郎中、员外、主事等中层领导编制共约600个，其中满（蒙）族人有400多个，汉族人仅有160余个，在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等机构的满（蒙）族人更占据了绝对多数。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汉族的控制，清政府还采取了种种崇满抑汉、满汉隔离的策略。例如，满汉不得通婚；又如，地方总督、巡抚等要职多被满、蒙族占据；再如，划定东北、内蒙古、外蒙古等地作为满蒙族的保留区，禁止汉人迁入垦殖，等等。
可以想见，统治族群与被统治族群之间的矛盾极为敏感、尖锐。而清政府之所以能够遏制族群矛盾、维护部族统治，是因为有满蒙八旗军的强大武力支撑。一旦武力支柱坍塌，清政府的威信立即遭遇了“断崖式”下跌。
19世纪中叶，由于族群矛盾、社会矛盾严重激化，两广客家族群和西北回族，分别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回乱。
在镇压平乱的作战中，八旗军节节败退，“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遗。同时，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汉族武装在连绵战事中崭露头角，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势崛起。
对于这些汉族官僚，满族统治者抱有十分复杂的心态，既重用又提防，既要发挥他们的效能，又处处抑制，不让其做大做强。
1854年，太平军攻势如潮，清军兵败如山倒。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咸丰皇帝突然收到了曾国藩率军收复武昌的喜讯。皇帝喜出望外，连忙下旨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却于7天后收回成命。
理由很简单。
曾国藩只是一位退居二线的官员，本质上就是普通老百姓。一介匹夫，居然在家乡一呼百应，短时间内拉起一支上万人的大军，连太平军都不是对手。有这样的人存在，难道不应该高度警惕吗？对汉族士大夫的提防，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
直至1860年，太平军再次攻破江南大营，东南半壁的八旗、绿营武装基本覆灭，清帝国正规军丧失了平定内乱的能力。值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政府不得不启用“以汉制汉”的方针，放权由地方士绅编组团练武装来抵抗太平军。
1861年，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事，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官员皆归节制；任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张运兰为福建按察使、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刘坤一为广东按察使、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恒为江西布政使、严树森为湖北巡抚。
1862年，更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鲍超为浙江提督、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同年升任浙江布政使）、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同年实授江苏巡抚）、刘长佑为两广总督（同年调任直隶总督）、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丁宝桢补授山东按察使、历云官补授湖北按察使。
这些汉族官僚，不仅仅是自身一人。在他们的背后，屹立着一个个汉人军功集团。消灭太平天国后，大批汉族将领脱下战袍、弃戎从政，又转化为庞大的官僚集团，占据了南至两广，北至直隶、山东，东至两江，西至陕甘的各省、府（州、厅、道）、县实职领导岗位。到1864年，全国10名总督有8名是汉人，15名巡抚全部是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蒙族与汉族之间的权力失衡愈发明显。汉族官员掌控了帝国东南财赋命脉，湘淮军实力全面压倒了满蒙八旗军，但在中央的话语权依然有限；以满族为主导的中央政府，政治上足以统御全局，但军事、财政等“硬实力”严重不足，越来越仰仗汉族实力派的支持。
基于此，满蒙亲贵主观上想向汉族士大夫“收权”，客观上却被迫在诸多领域进一步放权。一“收”一“放”之间，是对统治者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内政外交形势，满蒙官僚的整体政治水平、治国理政能力却在退化，唯有依靠慈禧、奕䜣、文祥等少数政治精英勉力支撑。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蒙受了越来越重的国际竞争压力，在对外战争也一败再败，不得不签下大量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饱受打击。主流舆论的矛头开始指向满族中央政府，满族作为“异族”的统治合法性遭到广泛质疑。
甲午战争中，日军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对东北地区的汉人起到了一定蛊惑和煽动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号角响彻中国大地，打倒清政府反动统治成为革命者的共识。
面对内忧外患，满族统治者企图强化中央集权，在继续维持满族优先的前提下，主导推进中华民族大融合。
然而,在中国日益陷入全面危机的时代,激进的排满宣传更得人心。著名革命者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宣称要“诛绝五百万有奇之被毛披角之满洲种”，获得汉族人民广泛认同与高度支持。
19世纪后期，族群矛盾持续升级，成为大清崩溃的强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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