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看不见的手”

在《二刻》第一回“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有这么一段:

‘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原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可见作者已非腐儒，懂得了市场的调控功能，知道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二刻》成书是崇祯五年，比1773年成书的《国富论》早了140多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