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徐圣渊决定在网络上邀请100个女孩，到自己的镜头面前大哭一场，「用眼泪正视自己最私密的悲伤」。
为了拍摄这组照片，他去过台湾、北京、上海、京都、香港、马来西亚，花了上千个小时聆听女孩子们的心事。如果把500个女孩的眼泪都积攒下来，大概能装满200毫升的罐子。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和女孩们的相互交叠，虽然只是一部分。「女孩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就是她们的眼泪。」
文｜韩逸
窗帘被拉上了，光不会透进来。床上的女孩子穿着露出肩膀的宽松毛衣，双手交叠，目视前方，想着自己的伤心事。侧前面加了柔光罩的摄影灯是屋子里唯一的光源，打在她皱着的眉头上，大颗眼泪砸下来。
坐在对面小凳子上的摄影师徐圣渊迅速按动快门，他的眼睛藏在照相机后面，看不见表情。2010年，他决定在网络上邀请100个女孩，到自己的镜头面前大哭一场，「用眼泪正视自己最私密的悲伤」。数年过去，这个年轻的台湾摄影师拍下了接近500个哭泣的女孩，其中有100多个，就在这间简陋的单身汉卧室里落泪。
屋里的陈设很难说专门为拍摄做过什么准备，背景板就是床后面的白墙。被子临时被一整团塞进对面的衣柜，鼓鼓囊囊地，快要掉下来的样子。徐圣渊本人的形象也和女孩们想象中的艺术家不太搭边儿。宽松的卫衣卫裤，平头，黑框圆眼镜。凳子不够拍摄高度就随便扯了泡沫地板来垫，光着脚丫子，一张脸笑嘻嘻。
平时在朋友中间，他是很容易让人开心的那一个。女孩子的笑容当然没少拍，条件反射般的笑容甚至多到让他有些「厌恶（摄影）这个能力」。他觉得笑容并不触及内心，反而特别羡慕那些不经意拍下来的真实状态。
直到一次看到荷兰摄影师Bas Jan Ader的自拍实验短片《I’m too sad to tell you 》时，徐圣渊忽然有了灵感。3分钟时间里，摄影师不发一言，对着镜头默默哭泣。「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太悲伤的事情，以至于没法讲给别人听。」
徐圣渊感觉，这是了解女孩子这种金星来的生物最好的方式。「如果一个女孩子肯在你面前哭，至少代表她很信任你吧？」就像他拍到的第17位「哭泣女孩」说的那样，「笑容可以骗人，可是眼泪好像不可以。」
应征而来的女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见到他。摄影师和拍摄对象之间最亲密的连结就是一张大大的圆形反光板，一头抵着徐圣渊的肚子，一头放在女孩的腿上。也会有女孩把手放在上面，那双手通常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似地拧来拧去。
「像是一种很另类的告解室。」也许正是他这种随便而放松的气质，让人感到安心。女孩们卸下防备，在这间卧室里回想自己最伤心的秘密。有时候讲给对面的徐圣渊听，有时候只是喃喃自语，或者不发一言。
有的女孩在职场遭遇性别歧视甚至遭到了性侵；有的女孩嫁到有钱的人家，遭遇婆婆欺负，心理阴暗到虐待自己的亲生孩子出气；有的女孩为了挽留已经劈腿一年的男朋友，当街跪在了地上，同时失去了尊严和爱情。形形色色的故事成了搜集眼泪的意外馈赠。在那些等待哭泣的时间里，徐圣渊不经意地进入了500个悲伤的碎片世界，见证了这些女孩子的失去、绝望、尊严、爱和救赎。
「失去根本没办法避免。」徐圣渊发现，亲人的离开是最让人无能为力的失去。一位来自嘉义的女孩目睹了母亲的离去，从呕吐到吐水，从吐水到吐血。她手里的卫生纸换成塑料袋，塑料袋再换成黑色垃圾袋。一直到换袋子的速度赶不上吐的时候，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倾身吐得走道上满是喷出来的黑血。「妈，我们去医院好不好？」成了她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大多数时候，徐圣渊都会冷静地及时按下快门。当然也有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有时看到她们快要哭出来了，脸上隐忍地抽动的那一下子，我的眼泪会先掉下来。」
「记录下最悲伤的那一刻，是不是就能继续往前走了呢？」哭泣女孩陈安来拍摄眼泪的时候，肚子里的孩子刚被从她的身体里刮除不久。陈安上次在b超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有颗大大的头，闪亮亮的小心跳，光丝一样细细的脊椎扭啊扭。「像在扭屁股，好搞笑。」可是两周之后的例行孕检里，她被告知永远失去了他，「只剩一些干扁的皮膜」。一切戛然而止，「没有任何解释可以让我释怀」。
好像周围的空气都抽干了。陈安没有很剧烈地哭个不停，甚至没有多讲一句话。默默哭完，拍摄结束，她回家之后才发了一整段文字过来，给徐圣渊讲了自己失去孩子的经历。摄影师不得不承认，疗愈没办法通过一次哭泣完成，疗愈只能依靠时间。
听着她们的故事，徐圣渊也会想起自己没来得及见到最后一面的外公。2007年，他的外公在一次脑中风之后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外公的病症伴随着被迫害妄想和暴力倾向。每天晚上临睡前，徐圣渊都不得不听着外公在床上哀叫。有时候护工想帮他洗澡，全身赤裸的他会向对方挥拳，眼神疑惑而愤怒，一次又一次大喊，「你干嘛，你干嘛？」
年轻的徐圣渊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类是可以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的。他不得不开始思考死亡，思考活着的意义。一个问题变得没办法逃避，「死了之后，我想要怎样被人们记得呢？」
他想要留下一件值得被记住的作品，是「即便待会走出摄影棚就被车子撞死，还有这件作品可以代替我继续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持续地被讨论」。
最开始拍摄「哭泣女孩」专题的时候，徐圣渊就埋下了完成一部作品的愿望。在那同时，他还有一份听起来更加酷炫的工作，经过朋友介绍和层层筛选，他在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初担任马英九的专职摄影官，负责记录马参加连任竞选的影像。可是在他看来，大人物远没有那些哭泣着的女孩子迷人。「一边是工作，一边是作品。工作没有太多的创作权。」
马英九连任成功后，这份工作也很自然地一起结束了。哭泣女孩的创作逐渐占据了生活的一多半，他和更多女孩子的交集不再是隔着一张反光板的注视和倾诉，而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走进了她们其中一些人的生命故事。
徐圣渊（右）和拍摄对象
徐圣渊的家成了女孩可可最难忘的地方之一。在一个下午，她和兄弟姊妹3个人从彰化赶到台南，想要拍一张照片。但可可刚刚坐下来，她的妹妹就接到电话，走进拍摄的房间。徐圣渊还没来得及调整好灯光，就看到可可的脸色瞬间变了，「什么？弟弟出车祸了？」
就这样，见面不到15分钟，女孩和家人匆匆赶回了彰化。他们离开之后，徐圣渊担心她弟弟的情况，在Facebook 上发信息给她说：「希望你弟弟平安。」他清楚记得，直到隔天凌晨，可可才回复，「谢谢你，但他过世了，今天很抱歉。」
13个字，冷静的，淡淡的。徐圣渊对着电脑屏幕，再也敲不出一个字。他仍然记得可可接到那个电话的表情，在他眼前30公分的位置散发出来的恐惧和慌张。「上一秒的我们，还在过着平淡无奇的人生。有一条生命就在不远处消失了，没有了，停止了。」
徐圣渊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到可可了。可是一个月后，他忽然收到女孩Facebook传来的消息，想要把照片拍完，以此来纪念失去弟弟的那一刻。「弟弟生前知道我要去拍摄，一直期待着照片。」
后来，可可辞掉了工程师的工作，做了一段时间的创作歌手，想要用自己创作的音乐疗伤，并去陪伴与她有同样遭遇的朋友。再后来，她开了一家花店，又开了一家咖啡店。徐圣渊注意到，她一直受到躁郁症和忧郁症的困扰，也一直在服药，坚持跟自己的病对抗。
也有人把眼泪变成了「武器」。台湾女孩陈仪霏在找徐圣渊拍摄一年之后，在荷兰学习设计时，制造了一柄黄铜材质的「眼泪枪」。当她感到委屈的时候，眼泪可以顺着面部收集器被收集起来，快速急冻，变成坚硬的子弹。徐圣渊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感到自己的作品以另一种形式有了一种神奇的延续，「好有灵气，好浪漫！」
曾经有女孩问他，那么多女孩子在你面前哭泣，会激起你的保护欲吗？弄哭500多个女孩的摄影师马上反问，「你也是女孩子，会觉着自己很弱吗？」看过越多女孩子的脆弱一刻，他反而越坚定一个想法，「女孩不需要男人保护，女孩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我只是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而已。」
一场宣泄过后，徐圣渊和女孩中的很多人都不再联系。在网络上，他有时会给女孩们的状态点赞，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关注。拍摄结束后，他很难定义自己和女孩子们的关系。他可能得知了她们不曾向家人分享的秘密，说到底却又只有一面之缘。「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称为朋友。」
他自己意外从这场拍摄长跑中获得了爱情。结束了30年的母胎单身，又顺便经历了第一次失恋。女孩是他的拍摄对象，500位哭泣女孩中的一个，没能等到他的《哭泣女孩》结集出版，她就喜欢上了其他人。
那天晚上，徐圣渊变成了一个哭泣男孩。好像之前搜集到的所有眼泪都要争着在这一个晚上流出来，他终于完全理解了那些在他面前哭泣过的失恋女孩子。在那之后，初恋女友删除了他的一切联系方式，好像从来没有在他的世界里出现过。
「但是她的照片，和她哭泣的那个故事，都留在了我的硬盘里，成为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拍摄到中途，徐圣渊养成了一个习惯。征得女孩们的同意之后，他会给她们的故事录音，好好保存起来。他生怕丢了她们。
为了拍摄这组照片，他去过台湾、北京、上海、京都、香港、马来西亚，花了上千个小时聆听女孩子们的心事。如果把500个女孩的眼泪都积攒下来，大概能装满200毫升的罐子。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和女孩们的相互交叠，虽然只是一部分。「女孩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就是她们的眼泪。」
徐圣渊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有关眼泪的英文，来自一个不知名的人，他毫无防备地被击中了。「If I could be any part of you, I’d be your tears. To be conceived in your heart, born in your eyes, liveon your cheeks, and die on your lips.」
他把它翻译了下来，编进自己的书里，作为这部作品的一个注脚，「如果我可以成为一部分的你，我想要选择做你的眼泪，从你的心里怀胎，在你的眼中诞生，活在你的脸颊，死于你的嘴唇。」
拍摄了500个哭泣的女孩之后，徐圣渊的拍摄长跑总算暂时告一段落，他的女孩们被结集成书了。今年4月份，女孩们的照片会在2019新光三越国际摄影联展上展出。在之前新书的发布和影展结束后，总有看到照片和故事感到动容的女孩。她们会落泪，然后跑来找他说谢谢。
这是最打动徐圣渊的事情。出书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也咬着牙哼哧哼哧地到处跑，坚持拍，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几乎每一个哭泣女孩，在结束一场痛快的大哭之后，都会满怀轻松地笑着离开，对他说一声「谢谢」。
笑嘻嘻的徐圣渊总是笑嘻嘻地回复「不会」。但他心里有些庆幸地想，「如果我的生命因为帮助了这些女孩而产生了意义，那我应该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好险，没有白走这一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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