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白起的横空出世，为秦国带来了许多重大而剧烈的变化。他那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让无数将士立下空前的战功。秦国军功阶层的规模一次性暴涨了不少。武将阶层也因此加强了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力。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秦国就是一个古典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武将势力支配全社会。这个纯属想当然的误解。因为，大秦从来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军部”。恰恰相反，职业武将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天下，都不是秦国庙堂的主导力量。
先说结论：
第一，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武将一直依附于王（皇）权，还长期受制于相权。
第二，相邦总领一国军政，直到始皇帝时期才被将军分掉全部的军事职能。
第三，将军的权限在昭襄王时期有所提升，但依然远不能与相邦或丞相相提并论。
第四，武将集团从未把持过秦国朝政，各派系斗争的焦点是争相权，而非争兵权。
第五，秦国相权与将权的消长，本质上是相权与君权之间的博弈。
秦昭王时期恰好是商鞅变法后又一个体制大转型阶段。可以说，秦始皇时期的绝大部分制度都是在秦昭王时期初步形成的，其中包括文武分职与爵职分离。这对铁三角模式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具体情况还得从商鞅变法之前说起。
春秋诸侯的卿大夫文武不分，平时治民，战时统兵。战国变法后，将军趋于专业化，但丞相出征的情况在各国也是屡见不鲜。例如，魏国在少梁之战中是由丞相公叔痤领兵，而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则由上将军庞涓指挥。上将军是战时职位，战后撤销。丞相虽也是靠兵符来调兵，但对军事的干预并不比专职将军少。
秦国变法前的体制比较独特，主要有庶长与大夫等不同的职官体系。
庶长一职主要来源于秦宗室，秦孝公之前的秦国一直处于庶长当权状态。当时秦国军政不分，庶长上马领兵，下马治民，还管着生产事务。无论是庙堂决策，还是边疆治理，大多由庶长主持。例如，秦宁公死后，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改立出子为秦君。剧《左传》载，鲁襄公十一年（秦景公十五年），庶长鲍、庶长武帅伐晋以救郑国，击败晋师；鲁襄公十二年（秦景公十六年），庶长无地与楚将子囊联兵伐宋。随着庶长体系的不断发展，秦官职出现了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等头衔。
以宗室子弟为主体的庶长势力，是秦国在商鞅变法前最大的政治集团。秦国的大夫势力则多由非宗室秦人与外邦客卿构成。
秦穆公用人不拘一格，重用了大量外来贤士。百里奚、蹇叔、公孙枝、丕豹、由余等异邦人都被授予大夫职位。其中百里奚居上卿位，蹇叔为上大夫，两人共同辅政，被后人视为秦相。终穆公一世，活跃于史书的都是这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夫，而非庶长。上卿百里奚、大夫丕豹曾经率军伐晋，由余为“将”扫平西戎。
由此可见，秦国旧官制的大夫和庶长一样职能混杂，谁的实权大得结合具体工作安排来看。
商鞅变法打击了许多宗室贵戚，传统的庶长势力与保守派大夫趋于解体。商鞅最初的职务是左庶长，后来升任大良造。这两个头衔既是官职，也是早期军功爵制的爵位①。事实上，从他做左庶长开始到大良造②，就始终是总领文武事，实际职能与秦惠文王称王前设置的“相邦”没什么两样。
但商鞅一直在推行文武分职的改革。虽然秦国职官的名称看起来照旧，但军政一把抓的旧式庶长，已经被日益完善的文官武尉分掉了大部分职能，成为纯军事将领③。大良造也在相邦、丞相等职务出现后，逐渐虚化为爵位。此外，从《商君书·境内》篇来看，秦孝公时已经有“将军”职位，似乎还有“将”与“大将”的分别。
不过，《史记·秦本纪》依然习惯用“庶长某”、“左庶长某”、“左更某”、“大良造某”的方式来称呼某将军。职务庶长④的武将甚至可能贵为封君，例如发动叛乱的庶长壮爵封季君（又称桑君）。与之相对应的是，“相邦某”与“丞相某”等强调职务的称呼。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秦昭王四十九年十月。
当时正值邯郸之战。首攻邯郸的统兵大将乃五大夫王陵，后又换左庶长王龁为将，“将军张唐”协助作战。这是《秦本纪》第一次用“将军某”的方式来称呼武将。此后，秦国武将无论爵位高低，基本上都被唤作“将军某”。这个细节变化暗示了秦国初步完成爵职分离。原先的庶长、大良造等职务被彻底虚化为爵位。
注意！在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之前，平民出身的秦将的最高爵位，可能只到大良造。严君樗里疾有宗室背景，且做了丞相。武信君张仪是相邦。魏冉做了相邦之后才被封为穰侯。可见，无论是相邦还是丞相，爵位都比将军高。直到白起打破这个惯例。
种种迹象表明，秦昭王中期以前的将军，在朝中的级别和实权较小，除非是爵位达到大良造的将军。但由于上将军不常设，爵位最高的将军照样被相邦或丞相管着，目前还不完全算秦王的直属力量。
据出土的秦“四年相邦樛斿戈”显示，秦惠文君四年就设置了相邦。相邦即大家熟知的“相国”。本来写作“相邦”，后来汉朝为避高帝刘邦名讳，把“相邦”改成“相国”。
相邦是总领一国军政的百官之首，地位仅次于秦王，还是众将军的上司，实权非常大。秦王掌握兵权，对国事有最终决定权，有最高人事任免权，有特赦权。但相邦开府领导文武百官，完全可以独立日理万机，很容易架空不亲政的君王。
有专家分析，秦武王二年增设左右丞相辅佐相邦，就是为了把相权分割成几份。不过，这种增加岗位的做法，也使得秦国的用人机制更具有弹性。
例如，秦昭王初年，相邦为宗室元老樗里疾，一个丞相是甘茂，向寿似乎在甘茂离秦后做过丞相⑤，魏冉在樗里疾去世后为相。秦一度聘请赵人金受为丞相，后又引进齐臣孟尝君为相邦，后来赵人楼缓入秦为丞相。秦昭王十二年，楼缓免职，魏冉从丞相升任相邦。
秦国从惠文王时开始聘请外邦名士为相邦或丞相，又常用宗室贵戚及平民出身的大臣来出任另一个丞相甚至相邦。如此一来，相位成为平衡朝内外势力与吸引人才的重要道具。
魏冉担任相邦时，秦是否还任命其他丞相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魏冉实际上把三分的相权重新归拢。他不仅一度以亲信客卿灶（也称寿烛）为相顶替谢病的自己，还利用相邦的权力举荐和重用了不少良才。最出名的自然是将军白起。
总之，秦国体制的特点决定了，相邦在政事和兵事上都有较大的主导权（除非被秦王撤职），而将军受相邦节制。一个相邦+两个爵位不同的将军=秦昭王时的铁三角。摄政的宣太后与儿子秦昭王，高度依赖这一相两将组成的小团队。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秦国有相邦或丞相做主帅的习惯。
例如，著名的纵横家张仪，不仅在秦惠文君十三年以相邦的身份带兵攻打陕城⑥，甚至在秦灭蜀之战中都是名义上的灭蜀主帅，级别高于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司马错⑦。又如，丞相甘茂明明不擅长军事，却指挥着一群武将死磕韩国宜阳五个多月。
商鞅的职位虽不是相，但他的职权与相邦没什么两样，也是多次指挥众将出击。樗里疾与魏冉做丞相前当过将军，和商鞅一样都是用兵的内行。但通才的存在，并不代表以相为主帅最利于战争。这恰恰是武将专业化程度不够高，文武分工不够清晰的表现。
从秦昭王十二年开始，魏冉就在试验新的将相配合方式——相邦主要抓战略、内政、外交，再分派不同的将军在多个作战方向相对独立地执行军事任务。
魏冉负责整顿朝局，安抚楚国，稳住其他诸侯。根据他的指示，司马错攻襄城，向寿攻武始，白起攻新城。权兼文武的相邦不再亲临前线当挂名主帅，而是放手让众将军独立指挥。这种分工不是秦国独有的模式，但与此前的传统已经大不相同了。
尽管在制度上“相”依然权兼文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国职业武将在兵事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到了秦始皇时代，与丞相并列三公的太尉成为总领军务的最高武官，完全分掉了“相”的军事职能。而以王翦、蒙恬、任嚣为代表的将帅几乎是全程统筹军事，只是还需要兵符授权的手续。
追根溯源，这个转变应该是从白起为将开始的。正是他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促使秦国高层不断调整战时体制的细节，以利于兵家名将发挥出更大更持久的战斗力。毫不夸张地说，秦昭王的将相组合能实现最优配置，也是武将权限增加的产物之一。
注释：
①朱绍侯先生在《军功爵制探源》中称：“《商鞅变法与秦朝早期军功爵制》一文中，对《商君书·境内》有关早期军功爵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发现商鞅把早期军功爵制分为两个层次：一级公士以下还有小夫一级，这是赐给军队中勤杂人员的爵位，这是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是二级上造以上至十七级大良造，这是赐给军队中正规人员的爵位，两个层次相加共十八级。”
②据出土文物“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戈镦”显示，商鞅在秦孝公十六年时的职务包括“庶长”。
③《秦汉军制演变研究》称：庶长在秦惠文王四年以后开始成为单纯军事统领。
④《秦汉军制演变研究》称：“商鞅以前，庶长作为高级别爵位，公子、贵戚多有冠之。变法后特重军功，名庶长者主要依战功累至。”
⑤《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称：“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
⑥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
⑦《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把灭蜀之功算在当初反对先攻蜀的张仪头上。《华阳国志卷一》：“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仪城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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