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书目：《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第1代：感念茅以升、敬佩毛以新
第2代：始终“背负骂名”的“茅于轼”
第3代：身处“争议中心”的“张维迎”
推荐图书：《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亮点
推荐态度：不失风骨、从未停歇……
——本文仅是针对茅以升、茅于轼、张维迎3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经历作梳理和介绍，不含过多倾向性观点，推荐书目《张维迎寓言经济学》值得一读，人与事，分而待之，方为智者。
你可能知道钱塘江大桥的爱国设计师茅以升，但你可能不知道茅于轼。你可能知道广州电视台的经济学网红郎咸平，但你可能不知道张维迎。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来之不易的市场经济基础。回顾改革实践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历史瞬间。而在中国改革及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人们都会发现众多经济学家的身影：
吴敬琏、周其仁、许小年、林毅夫
厉以宁、茅于轼、钱颖一、张维迎
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张维迎呢？
因为张维迎有2个有趣的点：
1.他亲历30年的改革，提出了“价格双规”“理性改革”
2.他背着25年的骂名，被称为“无知教授”“人民公敌”
他的故事，要从中国杭州的钱塘江大桥说起……
■ 第1代：感念茅以升、敬佩毛以新
想真正认识张维迎，得从他的老师之一茅于轼说起，因为张维迎自己在多个场合都说过茅于轼是自己的恩师和榜样。而想真正认识茅于轼，我们得先从浙江杭州、钱塘江畔说起：
钱塘江大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南，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上。由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横贯钱塘江南北，是连接沪杭甬铁路、浙赣铁路的交通要道。大桥于1934年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建成，历时三年零一个月时间，总投资540万银元。钱塘江大桥是双层钢结构桁梁桥，全长1453米，该桥设计寿命50年，已经超期服役20多年，被网民热捧为“桥坚强”。
钱塘江大桥-全景（杭州实拍）
钱塘江大桥-桥墩（杭州实拍）
这座桥的设计者，就是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
人物·茅以升
（1896年—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领导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30余年，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里程碑。
而这段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茅以升就是茅于轼的伯父。而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同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
茅以新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1929年应聘进入浙赣铁路。当时浙赣铁路正在修建，时值日军侵华形势日紧，全体员工昼夜赶工，于抗战爆发的1937年全线贯通。1945年茅以新被派去美国接受战后救援物资，回国后继续在粤汉铁路任机务处长，副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了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器材的接收和选用。主持推行车辆车钩标准化，解决列车车辆混编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机车车辆技术工作，在制订铁道技术政策，促进铁道科技发展和提高装备水平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毛以新，实际上曾经任职于中国铁道体系的最高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以新调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副局长，车辆局成立后任副局长兼 总工程师；科技局成立后任副局长；科技局改科技委后任副主任。
■ 第2代：始终“背负骂名”的“茅于轼”
接下来，我们就得讲这个师徒二人了，我们在探讨一个人的时候，先说一个原则：观点和人品还是要分开。
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
■茅于轼 背负骂名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 ），生于南京。经济学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但在这之前，茅于轼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量技术经济所、经济研究所拒绝，最后调至美国研究所，所长是李慎之。
李慎之（1923—2003）无锡人，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老先生真正传奇的是，曾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一生不发表专著，没有职称，但博学通识、铁骨冰心，是公认的国际问题专家。
84岁的茅于轼似乎总在骂政府，而且始终背负骂名，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是：
1.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
2.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
3.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
茅于轼的两个世界
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茅于轼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84岁的茅于轼正在面临一场战争。这或许是他人生最艰难的一场。在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住处，他的夫人赵燕玲打开录音电话，里面传出“打倒茅于轼”“长沙，老贼你敢去吗？”之类的语句。与电话中的评价相反，茅于轼住处的矮桌和墙壁上，挂满了颁发给他的奖状和证书，亦有各种舆论活动的现场照片，茅于轼穿着西服，在一群景仰者面前，侃侃而谈，他获得了鲜花、掌声，以及荣誉。
此刻，在阴雨绵绵的下午，茅于轼就坐在这“两个世界”的中间。略有花白的头发清爽而整齐地向后梳着，在一张宽大舒坦的布艺沙发上，他保持着上身微微前倾的姿势，始终微笑着，浅浅的，似乎随时愿意倾听来者的谈话，并用他缓慢而苍老的声音回应。
这间公寓装修得很朴素，看得出很多年没有改动过，茅于轼和他的太太在此已住了36年。这或许是种有意思的反差，作为已到人生暮年的老人，他本人仍在努力迈步向前，但仍以某种形式与过去的那个世界保持着联系——那些电话中传递的愤怒，或者，这间已明显过时的居室。
“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使茅于轼再次走进舆论焦点，是最近在他身边再次发生的两个世界的冲突。
4月25日，沈阳，茅于轼受沈阳市工商联邀请去作演讲，题目是：《非公经济的新思路》。在茅于轼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国有经济非公有化的过程，就像他以往的演讲中那样，他打算回顾1949年以来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演讲刚刚开始5分钟，茅于轼刚刚讲到“雇佣工人不是剥削”时，台下第一排嘉宾席中突然传出声音：“这不是经济论坛吗？怎么谈起政治啦？”说话者是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他事后回忆说，他偶然在微博中看到茅将赴沈阳演讲，于是不请自到，还坐在了第一排。反对者的突然出现，让会场一阵骚动，会务人员阻止了王新年，并将他带出会场。茅于轼则没有听清楚王新年说了什么，只是估计“他应该并不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因为我只讲了5分钟”，茅于轼站在讲台上，大声说：”不要对他动武。”
这并不是茅于轼第一次碰到在演讲现场的抗议。5年前，在上海，正讲着，台下扔上来一只鞋；两年前在北京，突然有四五个人演讲中跑上讲台，要把他拉下去。
沈阳事件通过互联网得以传播，又在传播中获得发酵，终于在5月4日的长沙演讲前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从4月30日开始，茅家便接到电话，质疑茅于轼的观点，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是“茅贼”“汉奸”，这些电话通常在深夜打来。茅于轼耳背，听不到，赵燕玲能听到，强忍着不去接，但第二天一早，还是忍不住要打开录音听听，对方到底会说些什么。
有人劝茅于轼，这种情况下，最好放弃长沙之行，但茅于轼他坚持要去：“已经约好了，有几百人等着。”
等着他的不只有听众，还有抗议者。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宋阳标说，沈阳之后，许多反对茅于轼言论的人网上讨论，并决定在茅于轼来长沙时进行一场辩论，“但是他躲起来了”。
宋阳标提供了一段精心剪裁的现场视频，一段开明宗义的字幕后，《东方红》背景音乐下，红旗招展，人们拉着横幅，举着喇叭，合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宋阳标并没有经历过呼喊这些口号的时代。他是一位70后媒体人，曾经的同事都记得他古文功底扎实，业务能力很强。有一次他看到报社男厕所小便池前总是污水横流，忍不住写了一份檄文，总编辑还特别表扬他有公德心；因为不满偶有学校老师诱奸或猥亵女学生的报道，宋阳标拒绝被实习生称为“老师”，并常常感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宋阳标反对茅于轼的理由是，“茅于轼关于钓鱼岛、汪精卫、转基因的一些观点”，“我们痛恨压迫和不公，资本主义造成全球性的压迫和剥削，必须反对。”在他眼里，茅于轼是支持资本主义、反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家制度、为富人辩白、践踏穷人的人。“这不是左右之争”，他说，“茅于轼的观点是卖国言论，无论左右都应该痛斥他。”
那么，什么是“卖国贼”和“汉奸”？茅于轼回答，“卖国求荣的人就是汉奸，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出让国家利益，我觉得不错，因为百姓利益是主要的，国家利益是次要的，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老百姓。”
这次抗议最终的结果，是茅于轼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会场里，作了一次不公开演讲。演讲最后，茅于轼意味深长地说，“历史是一锅滚水，太沸腾了，雾气太大，就看不清，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百折不挠的事实派”
茅于轼的生活一直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穷人，一边是精英；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如今，一边是所谓的“左”，另一边是所谓的“右”。但茅于轼本人没有简单的赞成或反对。“我是百折不挠的事实派。”他说。
这种态度或许与他的家庭有关。1929年，茅于轼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主持修建的。全家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支持抗战，投身于国家建设。
茅于轼有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他的中学教育和大部分大学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自愿到边远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先是当火车司机，后来又担任技术员、工程师。
茅于轼是个不错的技术人员，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当时铁路局的一项硬性规定是，每天下班后，政治学习两小时。茅于轼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因此每当下了班，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时，他就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他回忆说，“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1958年，他为这种政治态度付出了代价，被打成右派，之后下放到山东农村。这个“百折不挠的事实派”觉得，国家将青年知识分子放置在农村，而不是更合适研究学习的地方，是在浪费人才，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不过，他也没有激烈的反抗，而是将压抑转移到艺术上。他喜欢上了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认为其中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他还演奏了这首乐曲。他还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
“右派”被取消了出版权，茅于轼的专著《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只好用当时才一岁儿子的名字；他还被剃了光头，这是当时的右派符号，剃光头的人必定是反革命，出门必会被打。
多年以后，茅于轼回顾过去，说自己“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但是他说，这也使他保持了内心与外界的距离，“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不为所动”。
1976年前后，他回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室上班，研究课题是：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他在这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又用经济学常识推导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这项课题后来获得了铁道部的嘉奖，也成就了茅于轼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择优分配原理”。那一年，他50岁。
出人意料地，茅于轼对于十余年的放逐生活没有怨言，他不只一次地说：“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他都是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经历的，“我甚至吃过蚂蚱。”
1981年，在参加了一次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后，茅于轼正式接触现代经济学，并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同年，在申请调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未果后——原因是他不是学经济出身，他调入了美国所，研究方向依然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
“我有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说，“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有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
身边的反对者
一边是理论中的中国，一边是中国现实实际，如何用学者的智识，创建适于中国现实的政策和制度，这是他思考的主要内容。有感于国人经济知识的匮乏，他也开始着手撰写一些普及性的经济理论文章。
1993年，茅于轼正式退休，与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几年后，天则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智库，20年来，虽然几经坎坷，天则坚持存活了下来，茅于轼也一直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也是这一年，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书中大部分内容，来自他1986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思考。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多年以后，他依然希望能用这一套观念来影响公众。“没什么对或错，关键是事实是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
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
反对者既来自左边，也来自右边。没有独立厕所的廉租房有歧视低收入者的嫌疑，至于替富人说话，在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仇富心理强大的社会背景下，无疑与当年提出“政治学习是浪费时间”一样，自己为自己在胸前挂了一个靶子。
反对者也在他身边。
80后青年张林就曾是茅于轼的怀疑者。这个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青年，在读研究生时，曾把茅于轼不必死守18亿亩红线的观点带回山东农村老家，到处问乡亲们的看法。这个小规模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姓茅的老头根本不懂村里的事儿”，“瞎说八道，耕地不设红线，全被有钱人拿去搞开发，农民怎么活？”
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张林参加了天则经济所的研究助手应聘。张林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国家粮食局做公务员。但在做最后选择时，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成为了茅于轼的助手。“我仍然对18亿亩红线的观点心存怀疑，”张林说，但茅于轼其他很多观点，都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他直觉感到，至少这个学者是值得观察的。
他还记得第一次去茅于轼家，算是面试，几乎没有寒暄，茅于轼就说：来吧，我们做题。张林一看，桌上放着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张经济学问题。全部做完用了两个多小时。
茅于轼告诉这位经济学研究生，那些图形和表格，代表着怎样的社会细节，比如，其中一道题是：正态分布是什么？张林就照本宣科地说了一通教科书理论。茅于轼听后说，其实说白了，“没有任何一个元素起最主要作用的状态，就是正态分布”，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粮食产量的现实中。张林说他几乎是张大的嘴巴听完了讲解，“感觉自己此前都不能算真的懂经济学”。
通过面试后，茅于轼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的天则所，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不会让你升官和发财，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清楚的人，留在这里，你是值得的。”
彼时刚从学校毕业，张林还是个“穷人”，茅于轼亲自帮他租房，特意选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区。房间不大，只是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单间，茅于轼怕他觉得不方便，告诉他，非工作时间也可以使用办公室、电脑、沙发、冰箱、微波炉和纯净水。张林颇为感动，“在外人看来，茅老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有人捧有人骂，而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他是个很为别人着想的老者。”
张林最初的怀疑慢慢变成了认同。“他是个严谨的人。”他说，“他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经过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张林印象深刻的是，在操作一个“饥荒年份非正常死亡人口推算”项目时，茅于轼指出数字写法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不能写成300000，只能写“三十万”，或3×10。
跟随茅于轼的另一个结果是，张林经常被陌生的电话和邮件称呼为“汉奸小走狗”。但茅于轼的平和影响了他，他援引政治学者刘瑜的话说，当今中国的理性和民主的水平线在上升，“我们现在做的人文经济学，就是帮助这个水平线上升的力量”。
不过，茅于轼本人对这些“遭遇”似乎无所谓。从全国各地寄来信件中，不只有谩骂，甚至还有PS的茅于轼艳照，茅于轼接过张林递过来的信，看一下，就丢掉了。他唯一的不满是这些电话打来的时间——通常是后半夜，他耳背，听不到，但是会干扰他太太的睡眠。
“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
在张林眼里，茅于轼属于那种老派文人，斯文，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张林从没见过茅于轼发过脾气，连提高声音说话都没有过。
当《中国新闻周刊》与他讨论，如何看待有人质疑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悠然地回答：“我的专业能力，我想不需要自我确认。”这有点像武林高手的“无招胜有招”，当他没有抛出观点时，任何回击都是无用的。
“他像一团棉花，不管遇到多重的拳头，都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调回应。”一位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说。有人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傲慢——他甚至不屑于对各种质疑加以直接回应。
但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他铸造尊严的过程，使他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他赞扬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感慨三十年改革带来的变化与成就，但又转过来批评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破坏了市场秩序；他认为市场在创造财富上是有效的，但也承认有许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反对者不满他对毛时代的否定，但他却说：我还是赞同治官走“群众路线”的……
这些都是他真实而一贯的表达，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面目不清。但他说，“我提出各种批评，根本上是期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这可以视为左右之间的共同目标，理性的底线。至于实现方式有差异，都可以谈。”
他所赞赏的实现方式则是：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解决问题，提供方案。
茅于轼和夫人赵燕玲是最早的希望工程的参与者，在一次汇款得到回复后，夫妻二人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最初资本是500元钱——用来帮助村里的孩子上学、治病，没有利息；发展生产，则要收取1%的月利息。他没有以精英的身份施舍，或给予优惠，而是用对待富人的办法，借债，算利息。但他的借款要求又极为简单，仅开个借据就可以。他甚至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未曾谋面的小学教师雒玉鳎。500元在当时对他而言是一笔巨款，雒玉鳎说，他本人的月工资只有43元。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张林说，经常有人给茅于轼写信，说自己遇到困难或者投资失败需要帮助，茅于轼都会按上面的地址汇去现金，不问真假，张林和身边人劝他，他说：“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
小额贷款项目尽管发展缓慢，但始终在延续，并渐渐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后来，全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茅于轼，人们叫不清他的名字，干脆称呼为“茅委员”，他听到后，更正为“茅先生”。
另一任小额贷款负责人李乃伟，2002年他刚接手这个项目时，茅于轼写信来说：“一个人做出了成绩，手里又有点权，容易犯骄傲的毛病，办事变得马虎粗心，对人失去热情，危险就可能产生。希望你们切记。”作为一名普通的山村小学教师，李乃伟深受感动，“他是一个名人，亲自写信来告诉我这些。”这使他感到受到了尊重。
熊伟，另一位民间NGO负责人则回忆起他与茅于轼在1996年的一段交往。当时他还是名中专教师，写信给茅于轼，交流政治和经济观点。他没想到，茅于轼很快回了信，信中的观点让他“深刻领会到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不过，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细节：“茅老的两页亲笔回信，是写在一面已经用过的纸张的反面，而当时我基本没有环保意识。”
像所有老派人士，只要认定一件事，便不会轻易改变一样，无论遇到任何阻挠，茅于轼始终坚持：帮助穷人，必须帮助他们获得生产资本，以及一技之长。
2002年，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茅于轼联合汤敏、吴敬琏、资中筠等社会名士，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学校，培训农家女成为家政人员，入学免费，但需在就业后逐月偿还。农民家长认为这是“让闺女去城里伺候有钱人”，甚至有人担心是“人贩子”，不愿自家孩子入学。开学第二年就发生了“非典”，学校10个月没有业务，钱全都亏进去了。后来，一名富平学校毕业人员大意，致使雇主家两岁女儿从沙发摔到地上致死，使得富平学校形象变为负面，但茅于轼都坚持了下来。
很快，家政人员就成为城市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刚需”，西部地区纷纷掀起送保姆进城的热潮，对富平学校扶贫方式的质疑在这股大潮中不攻自破。
抛开对他的观点之争，没人能否认，他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种“谦谦君子”。
坐出租车，结账时他必然会给个整数，然后说“不用找了”，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司机心情愉快地迎接下一位客人；如果是邀请方派车接他，他必然要在下车时与司机握手以示感谢；一次讲座后正值北京下班高峰，他表示要去坐地铁，可以节省时间和汽油，主办方协调再三后，结果是由一位同路的同事“护送”他坐地铁回家；出席演讲或会议，他从不迟到或早退，上台时，第一句必是“谢谢大家”……一位曾邀请茅于轼参与某评奖活动的主办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活动上，他认为主办活动对茅于轼的安排有失妥当，他在送茅于轼回家的路上表示歉意，茅于轼回答：“没有关系。我不在意这些。”
财经作家苏小和记得，2004年，他曾去茅于轼家，谈起当时茅于轼一本未能出版的书，他惊讶于茅于轼竟然并不抱怨，“老人微微一笑：从边际效益角度看，宽容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为什么不呢？”
1999年，茅于轼写过一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他试图论证一个道理：市场秩序需要道德基础，市场秩序又可以维护道德。“在这个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的变化中，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经历着重新定向的迷茫。”
十余年后，他仍在继续这个思考。这些想法集成了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书名本来用的是“怨气”，出版时改成了“焦虑”。在回答书名的问题时，他写道：“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5月14日，北京陶然亭附近一家文化会馆召开了一场这本书的读书会，9点30分开始，参加者有30余人，有企业职员，学校老师，以及大学生。
茅于轼提前20分钟就下了出租车，他穿着白色衬衫，一件款式很老的浅黄色翻领夹克，一条深蓝色的布裤子，脚套一双银灰色蓝色边的运动鞋（这套着装他保持了半个月之久），慢慢地向会场走去。经过一座仿古小桥时，不断有人迎面而来与他打招呼，他颔首微笑，对来者微微躬身致意。
[补]
茅于轼先生走过了一个世纪，他更是一个88岁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自一个家学渊源颇深的知识分子世家。他更是一个率真、坦诚、保守、可爱的谦谦君子，一个提携后辈、平易近人的长者。
他是非典型经济学家，一个曾被打成右派、沉浸入黑暗和贫苦生活的苦命人，他是真的爱国者，是一个关心底层疾苦的民间学者，即使说了不易接受的观点和事实。他是力行改革者，一个穷尽一生去思考纯粹的经济学行为的学者。
■ 第3代：身处“争议中心”的“张维迎”
张维迎：挑战观念的人
人们的观念革新是构成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张维迎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致力于在改革进程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的人。
已过“知命”之年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安静地关好身后的对开大玻璃门，谦和地坐在记者对面，毫无传说中的狂放之气。玻璃门身后长达近百米的宽阔露台，彰显出此地仍然是中国最贵最好的经管学院之一这一事实。新建的北大光华经管学院栖身北大科技园中，与老光华周围的博雅塔，以及燕南园、畅春园里的老式中国建筑相较，风格有明显的新旧之别。
崭新的中国经济学，也如新式建筑一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突然生发，并以显学的地位取代了训诂考据、探幽寻微的传统之学和其他“富国强民”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也迎来了人生的灿烂时代。
1984年9月，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莫干山会议”举行，年仅25岁的张维迎力促价格“双轨制改革”，深得老一辈经济学家马宾、茅于轼等的赏识，并于该年9月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0年，在从事6年的改革调研工作之后，31岁的张维迎赴欧，在牛津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并先后取得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1994年归国后，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走进北大。从此，张维迎每日漫步于北大新旧交错的建筑中，一如他多年来以市场派的身姿挺立于舆论洪流中，也交错于学者和改革参与者、精英与民众的碰撞和断裂中。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
2010年7月，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出版。在书中，除了收录了他与改革有关的研究论文外，还专门有反对在经济危机时出台刺激政策的一篇文章。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之际，张维迎的言论仍然大胆。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的张维迎，已经不像年轻气盛时那么直截了当，而多了几分不确定性的圆融。比如，当回答记者提问的怎么能够保证他所预测的中国政治改革将在未来30年成为改革主要内容时，他婉转地说，“我说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这种说辞和方式，太不“张维迎化”了。
历史上的学者张维迎，曾经如催生他的那个时代一样大胆，一直致力于挑战人们的观念。
为钱正名，为价格正名
1982年3月，23岁、身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豪迈之语：“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
彼时的中国经济学，秉承的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之学，还固守在计划经济指令和分配的框架之中。而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结果，是长达几十年的物质匮乏。囿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中国经济学亟需寻求突破。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以自由主义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学之间，显然还有一道界限。但现实的疆土，在那时已经松动了。从文革的政治灾难和极度匮乏中走出来的中国，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新的思想和学问。
那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1月26日至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3年，还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正如题目一样，作者在文章中对“金钱的身份和功能进行了某些肯定”。尽管文章“尽可能多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金钱的诸多论述”，仍然惹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批判者认为，该文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断章取义的行为，严重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文使张维迎备受争议的同时，也使他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虽然如此，陕西人张维迎并没有因此改变性格，并且，循着对金钱功能的作用，张维迎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工具——价格。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后来成为他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这样一个转变。
文章·为钱正名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这篇《为钱正名》的原文。二十多年前，在意识形态阴霾尚未完全消散的年代，张维迎之所以能凭借《为钱正名》一举成名，根本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期，急需一场通过还原货币的本来面目，从而撕下权力万能的传统社会遮羞布的认识领域革命，而张维迎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这里显然是勇气大于学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将因改革不公所导致的问题归咎于货币或者市场经济本身，这种混淆视听的客观结果就是维护权力万能的传统秩序，因此，继续为钱正名，为货币正名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哪怕，这本应是一个常识。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在多年之后，成为经济学家华生和张维迎的一段公案。根据华生的回忆，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周小川、周其仁、郭凡生、楼继伟、李剑阁、田源等都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小步快调、不断校正价格体系”的方案。而“价格双轨制”的来源，是张维迎“完全的市场派观点”，与华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何家成(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高梁(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以及蒋跃(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共同争论后形成的“先放后调”思路被采纳的一种结果。华生在一篇文章中还回忆，当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当时中央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
“莫干山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公布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
“价格双轨制”这一基于现实变迁的易行性而采取的实用主义行为，虽然为日后废除多数领域内的计划价格扫清了障碍，但也为寻租带来了天然的制度空间。并且，时至今日，价格双轨制虽然在原计划价格的大多数领域内被消除，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还长期存在。比如，中国的城乡土地之间、城市用地的工业与商业土地之间、“限价、竞价”土地与“招拍挂”土地之间，一直存在多重价格双轨制；允许协议转让与进场交易并存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价格双轨制、股票发行的双轨制、公务员与企业及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职工在退休工资上的双轨制等等。
针对中国几乎成为社会问题的城市高房价问题，当年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同学、著名房地产商冯仑在今年1月份发文说，未来十年内，“解决中国房价，要靠双轨价格”。也即，在一部分核心区域，靠竞争价格；在保障房区域，政府控制价格。
2008年年末，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张维迎说，当年对双轨制认识很粗浅，没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但是，“价格双轨制没有失败”。因为，“总体来讲，中国由于实行了双轨制，所以采取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转换方式，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轨”。
“化掉的冰棍论”
1990年至1994年期间，张维迎在牛津大学的学习目标，集中于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也许正是因为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剥削劳动”这一思维直觉的反动，使得深度品尝过农村匮乏滋味的张维迎选择了这一研究的重点。而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结论则是，“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
对企业家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行为的激励，此后一直成为张维迎企业理论和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1994年，从英国回来的张维迎，劈头赶上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
在这一领域，中国经济学家“费脑汁最多、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满意答案”。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但由于“谁也可以拥有就等于谁也不能拥有”，没有人真正能够为企业的盈利负责，国有企业长期出现亏损，成为80年代中央和各地地方政府的重大负担。8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政企分开和企业扩大自主权。后来演变为承包制为主的“放权让利”。但扩大了自主权的承包制企业也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工资侵蚀利润等短期行为，企业经营者并没有真正的动力去发展企业，技术改造也难以启动。
90年代争论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前者不改变所有制，只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寻求改变；而股份制改革则涉及所有制形态和股权结构的变化。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也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
为谁所有，姓社还是姓资，是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观念改造的中国人斤斤计较、耳熟能详、擅长辩论、也最敏感的一个领域。农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可以顺利进行，就在于名义上，仍然归“农村集体所有”，虽然这一所有制形式在后来的权利界定中成为无数麻烦的重要原因。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文件还提到，“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但根据《吴敬琏自传》中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回忆，“在1993年的那个文件中，是相当混乱的，你说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混乱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现代企业制度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搅在一起，并不清晰。”
吴敬琏断定，国有企业必须走产权清晰化的股份制道路。
不过，他有一个与张维迎的前任、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光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公司只有确定“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有效运行。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设想的人。早在1986年9月，厉以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设计中，厉以宁更以设计了“国有股与流通股”的价格双轨制闻名，被称为“厉股份”。
网上流传着厉以宁引起巨大争议的一段话：“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但长期改变人们的观念却非易事。“社资 ”不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1995年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张维迎此时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年轻气盛”的张维迎，想法与厉以宁几乎一致，就是“改革财产制度，必须搞民营化”。另外，之前在体改委研究所6年的工作实践，也让张维迎深深懂得了“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论和实用主义方法论相加，促成了张维迎在国企改革中“冰棍论”观点的形成。
张维迎日后流传甚广的“冰棍论”，与厉以宁“牺牲一代人”的观点日后引起的争议程度大致相当：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山穷水尽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公司制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终于开始进行。
约束政府权力
张维迎眼中的民营化有两个内容。其一是鼓励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其二是使国有企业民营化。进入21世纪，这两个领域的合力取得了惊人的结果：
1978年时，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0.7％，但到了2006年，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了9.7％，而非国有的已经上升到了90.3％。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万多家，下降到2006年的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5000千家。
但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一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讲演，引发了著名的“郎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挺身为企业家一辩。
2004年8月24日，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诋毁他们的贡献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随后，这场争论被扩大化。“右派”阵营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其仁、张文魁等站在了张维迎一边。而杨帆、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则站在了郎咸平一边。“左右”关系，一时紧张。
2005年8月，顾雏军及其主要助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捕。
“郎顾之争”之后，张维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尤其是网民对他铺天盖地的责骂。
但张维迎并没有改变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耿直特点。2006年，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文中提到，“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张维迎几乎再次成为“全民公敌”。
张维迎的好友、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和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都为张维迎进行了辩护。陈志武表示，声讨张维迎的人都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茅于轼则认为，“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但独立学者袁剑却认为，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而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尘埃落定数年之后的张维迎说，“人类本身有一个思想的市场”，因此，“同意和反对就是人类观念市场竞争的一部分。”
张维迎曾经为舆论所扰。一度，他曾经抱怨说，“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如今，他的目光转向了对自由与阻碍自由的制度分析。他发现，“人类最宝贵的是还有一种思想的自由”：
“现代社会越来越可以表达我们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称为创新性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几乎都是跟传统碰撞比较厉害的。每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都是在原来思想的束缚压迫下出现的。中国本身在变革的过程中，也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现实就是，从想问题到表达出来也还有一段距离，有些人可能勇气大一些，有一些人做出了却不敢说，因为说出来要得罪人。”
遥遥看过去，那些争吵的烽烟，已经离51岁的张维迎越来越远了，或者，他越来越不在乎了。
他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他发现，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成长快速，但仍然受制于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则必须依靠法治，规范政府行为，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至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的“原罪”问题，甚至是奶业行业出现的“三聚氰胺”问题，他也认为制度环境要负一定的责任：
“中国的情况是，政府的政策多变且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大部分企业的企业家没有稳定的预期，就容易追求短期利益。人的行为和环境是相适应的，政策环境一定会影响企业行为。”
因此，他的目光开始对准了政府的权力：
“市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自己幸福，先要让别人幸福。这个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历史上有好多的时代，是一部分人的幸福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需要让别人幸福他自己就可以幸福。现代社会只有一个组织可能是这样，那就是政府。政府不需要让你幸福而他自己就可以幸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强制性。
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是税收。政府说他要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公共服务值多少钱？鬼才知道。”
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最基本的保证就是产权，一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社会是可怕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因此，“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
2009年2月19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他认为，各国政府所喜欢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凯恩斯主义措施，是短视的做法，政府“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
张维迎还主张，“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及一半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话音刚落，身为中投公司总裁的高西庆便起身与之辩论，张维迎却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在近日出版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张维迎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中国今后30年改革路径的预期。他认为，中国前30年的改革中两个最大的主题，也即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环节。下一个30年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改革。其中，第一个15年是司法的改革，让司法成为约束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
“政治改革说到底是为了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怎么约束政府”。张维迎对政治改革的前景很有信心：
“20年前你怎么可以想象，政府会因为行为不当被起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二三十年前，公审是最典型的刑讯了，抓起来之后开一个全厂全村全乡甚至全县的公审大会，戴着帽子站在几千人面前，那时是很自然的。但是现在大家就可以挑战这些问题，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对于改革路径是否会锁定，或者进入经济学家诺斯所谓的“权力界定权利”问题，他认为，从演进的观点来看，“制度的变更是很复杂的，事后来看，当然会有很多不完美的东西”，但，“制度变革是不能停下来的，要不断往前走”：
“社会的变革中好多东西，在历史上看既缓慢又迅速。我认为，无论怎样，未来30年中国政治体制变化，不会亚于过去30年经济体制变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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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从侧面说明了两个个道理：观念的改变是需要循序渐进；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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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张维迎寓言经济学》是一个演讲、文献、著作的整理，类似于《论语》是孔子弟子的整理。由三位年轻经济学者（岑科，傅小永，邓新华）撰文，厘清寓言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变迁，令人以便捷、轻松的方式，了解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应遵循的最基本准则，更了解中国经济，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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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Y的一些话：
也许，有些“顽固”和“执拗”的人，似乎一直在批评，但只要他关注事实与细节，只要他心怀历史和国家，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伟大的爱国者往往都是爱批评的人。有些人也许一直受争议，普通人难辨是非、遑论臧否。
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多数人，不愿意思考。
因为：舆论往往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因为少数人，不愿意同流。
所以：真理不属于时代，更少见于当下。
如果有一天，你我也处于时代、民族、舆论的争议中心，请坚持着自己的准则、践行着自己的观点，一定要能笃定初衷，因为：重要的不是他是否坚持了真理，而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不失风骨、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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