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是一个历史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三国的英雄们、领袖们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叱咤风云的历史话剧，这里既有慷慨激昂、横槊赋诗的曹操，又有气壮山河、跃马檀溪的刘备，还有治军严整，令曹操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羽扇纶中，风流倜傥的周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运筹帷幄，料事如神的郭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令人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当然，读罢小说《三国演义》，掩卷而思，感觉最吸引人，对人最有启发意义的是三国领袖人物的决策艺术。
什么是领袖人物的决策艺术呢？据我的理解就是领袖人物带领军民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领域的斗争过程中展现出超人的智慧，取得非凡的业绩的那样一种纵横捭搕，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艺术化的决策水平与能力。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正确决策这一过程中展示出来的高超水平。
一、三国领袖人物的非凡决策。
（一）曹操决策：机心似海，当机立断
首先表现在他“挟天子令诸侯”，争取政治上主动这件事上。
以曹操为首的魏国是鼎立三国中势力最强的一国。魏国势力强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曹操凭自己的努力，在无数次刀光剑影的战争中拼打出来的。曹操二十岁被推举为孝廉，出任洛阳北部尉。在北部尉任上，他整肃社会治安，颇有成效，初露锋芒。
中平元年（即公元１８４年）春，黄中起义爆发。此时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皇甫嵩等人镇压颖川的黄巾军部队，因功迁任济南相。不久，朝廷将他征还，任为东郡太守，在权臣当政，营私舞弊的官场，曹操不愿奉迎他们，又怕得罪后遭祸，只得选择退出官场，另觅机会，东山再起。后来，曹操得到孝廉卫兹的资助，招募了五千士卒，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成为曹操自己的班底，为日后杀伐战场，扫荡群雄，统一北方以及进而统一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董卓打着诛灭宦官的旗号，率师进京后，就把持朝政，废除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就是后来的汉献帝，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这一切曹操都看在眼里，只是当时自己实力不够，难与争锋。公元１９２年，王允用计杀死董卓，卓将李傕、郭汜等联军攻破长安，汉献帝就落进他们手中。后来掌控汉献帝者又几次易手。曹操在公元１９５年击败吕布，接着又在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年）二月，击败汝南颖川一带的黄巾农民军，攻下许县（今河南许昌），势力更大大地扩展起来。这时汉献帝已回到洛阳，曹操的谋士荀彧首先向曹操建议，“奉迎天子都许”。并告诫曹操：“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后汉书·荀彧传》曹操于是立即派心腹大将曹洪引兵先行，接着又亲自赶到洛阳，朝见汉献帝，借口洛阳残破，并用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使自己出外征战时，中枢的大政可由荀彧来调度。汉献帝从此就成为曹操手掌中的傀儡了。自从曹操迎取汉献帝定都许州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不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于一切文臣武将，而且此后发号施令或是讨伐其他政治军事强势集团，都用汉献帝名义，名正言顺，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官员及军队中造就自己的正统地位，给自己的行动带来极大的方便。而相反的是袁绍没有政治远见，不善谋断，当袁绍的谋臣沮授劝袁绍“迎大驾安宫邺都”，这样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可是袁绍听从了另一些将领如郭图、淳于琼等人的意见，认为把皇帝接来邺城，动不动要受其制约，还是不要为好。于是沮授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便流产了，这是多么令人可惜的事情啊。一样的情况，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反映了两者政治远见，领导素质，领导水平的差异，也为日后的胜败埋下了伏笔。
其次是曹操在官渡决战中的决策。官渡之战前，袁绍与曹操双方力量对比，明显是袁强曹弱。袁绍占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广，兵多，粮食比较充足。曹操只有豫、兖二州，地狭，兵少，粮食不足。从表面上看，曹操不如袁绍，但从内在的深层次的优势看，袁绍却不如曹操。也就是说硬件曹操不如袁绍，但软件曹操却比袁绍强。正如荀彧分析的那样，曹操有“度胜”、“谋胜”、“武胜”、“德胜”的优势，要打败强大的敌人袁绍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曹操才敢于以弱抗强。
当时，两军对峙官渡，真是人困粮缺的时候，曹操感到难以支撑下去，准备撤军，在荀彧的劝阻下，才又苦苦坚持，等待转机的出现。结果转机真的出现了。这就是袁绍的谋士许攸在自己的正确意见多次得不到采纳时，而且又赶上家人在许昌犯法被捕，为防受到诛连，他才投奔了老朋友曹操。许攸的到来，使处在绝望海洋中的曹操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许攸告诉曹操，袁绍的辎重万余车储备在乌巢一带，屯军守备不严，若派轻兵突袭，焚烧他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不出三天，袁氏自然溃败。正是听到许攸的真实情报和真诚的劝告，曹操才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另外，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查出许昌和军中的人与袁绍暗中联络的书信，当经办人员请示曹操如何处理时，曹操大度地说统统烧掉，这让那些写信的人原本提心吊胆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曹操是深通心理学的人，他豁达地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这样做就消除了众人的疑虑，安定了人心，使部下更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从上面几次关键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比较注意吸收正确意见的人，能分析利弊，择善而从。
第三，曹操实行屯田决策，切实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三国中，都有屯田的历史，但实行屯田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者，当数曹操。这主要因为他所据有的黄河南北地区，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主战场，社会经济受到的破坏也最为严重。因此，恢复经济也就成了曹操集团生存和发展的当务之急。曹操自称实行屯田是遵循汉武帝西域屯田的先代“良式”。但当年汉武帝在西域屯田，是为了就地供应驻军军粮，省却长途转运，实行的是军屯，即由守边城戍卒就地轮流耕种。而曹操的屯田，除在边境和军事要地实行军屯外，还在各郡县大量实行民屯。兵屯由兵士轮番耕种，“且田且守”。民屯则由招募的屯田客耕种。民屯一般以屯为单位，每屯五十人，有较严格的类似军队编制的组织。兵屯以营为单位，每营六十人。曹操为使屯田这项工作能落到实处，他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建立专门的机构。
曹操广泛屯田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是他的军队开始摆脱缺粮的威胁，使他有可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战胜对手，统一北方，进而为统一中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孔明决策：深谋远虑，稳步推进
首先是畅谈隆中对策，力争三国鼎立。刘备在认识诸葛亮之前，虽有关羽、张飞二位桃园结义兄弟的帮助，但终究形成不了自己的政治气候。不是今天依附这个，就是明天依附那个，要么被人击打逃窜，有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这种狼狈的状况，只有到见到诸葛亮，一番晤谈之后，才得到彻底改观。
刘备听从徐庶意见，随即前往诸葛亮隆中草庐拜访。刘备先后拜访了三次，方才得以与诸葛亮相见。刘备屏退左右，与诸葛亮密谈说：“方今天下汉室衰微，奸贼挟天子以令诸侯，圣上遭难。在下不自量力，欲为天下伸张大义，竟屡遭挫折，困顿至今。只是仍然矢志不移，不知先生有何高见？”诸葛亮为刘备的至诚之心所感动，即向刘备陈说天下形势。他以为目下曹操势力大，又有控在手中的皇帝招牌，实难与之争锋；江东孙权，可与联手作外援而不可图谋。唯有荆州乃南北东西之通衢，可谓兵家必争之地，而刘表又无力守护，此正是上天欲用来资助你刘皇叔的。益州之地，为天府之国，险要而难攻，刘璋又昏庸懦弱，贤能之士渴望一遇明主。你刘备若能拥有荆、益二州，凭险据守，内能修明政治，安抚戎夷，外能结好孙权，纵览天下，相时而动，则不但霸业可成，兴复汉室也将指日可待。这些建议，使刘备茅舍顿开，豁然开朗，真是大喜过望。不久按照这些建议实施，果真达到了预期目标。难怪刘备对关羽、张飞说：“我得孔明先生，就像鱼之得水啊！”
刘备拥有荆、益二州，就有了自己的地盘，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个意义就如同后来毛泽东带部队上了井冈山和延安一样。因为有根据地，就为后来的三国鼎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是联吴抗曹，确保各股政治力量的总体平衡，相互制约，达到稳定和平与发展。诸葛亮自出山以来，一直致力于联吴抗曹的工作。赤壁之战前，曹操凭借自己势力强大的优势，给孙权下战书：“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当时孙权属下不少人被曹操的虚张声势吓倒，张昭等人在讨论中主张投降曹操。孙权虽然不愿意投降，但对抗击曹操，能否取胜，到底心中没有底。在这紧要关头，一直主张联吴抗曹的诸葛亮就主动请求鲁肃与自己一道去见孙权。他对孙权说：“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听了诸葛亮的话，孙权坚定决心，主张抗曹。但想到自己一方的实力较弱，仍然犹豫发愁，诸葛亮进一步鼓励他的信心，说刘备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曹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如能任命猛将统兵数万，与刘备协规同力，必定能打败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后来在周瑜等人的极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赤壁之战的伟大胜利。从而形成了三足鼎力的政治局面。由此可见，当自己处于弱小一方时，必定要联合另一方弱小势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抗击强敌。秦国当年之所以能顺利扫灭六国，统一全国，关键是六国出于各自的小国利益，没能齐心协力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秦国，因此，最后失败了。三国形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吴、蜀联合了，结成战略联盟了，那两国的日子就好过，否则就日子难过。关羽就是一个勇猛之将，但缺乏战略头脑。当孙权托人替儿子向关羽女儿提亲时，关羽却傲慢地回绝了他，说什么：“虎女岂能嫁犬子。”导致原本牢固的东吴联盟出现了裂痕。东吴吕蒙、陆逊出于本国利益，设计打败关羽，致使吴蜀联盟进一步走向崩溃。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举全国兵力，攻打东吴守军，最后被陆逊一把大火烧得精光。刘备为此气愤填膺，一病不起，最后白帝托孤，撒手人寰。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什么时候决策正确了，什么时候国家实力就会增强，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武器粮食可以有武器粮食。而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就可能一败涂地，在很短的时间内葬送艰难取得的大好局面。
另外，诸葛亮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明智的决策，即攻心为上。为此，他演出了七擒孟获的好戏。这些都值得后代好好学习，足资借鉴。当然，刘蜀前期，决策者是蜀主刘备。没有刘备的支持，诸葛亮的策略再好也无法实施。后期诸葛亮是实际的决策者，但如果刘禅不放手让他去干，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三）孙权决策：稳扎稳打，向外发展
首先是占据江东，经营和发展江南经济。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孙吴经过两代三人 孙坚、孙策、孙权的努力，最终确立在江东（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统治，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孙坚(公元157～193年)是三国中孙吴一国的创始人，他早年充当县吏，后曾募兵参与镇压会稽人许昌暴动,因功升任县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他在镇压黄巾军起义队伍中壮大起自己的势力。初平二年（公元192年），孙坚受袁术指派，进攻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刘表，被刘表部将黄祖的士兵射杀于襄阳岘山。
孙坚死后，长子孙策（公元175～200年）募兵数百人，又向袁术索回父亲原来的部曲一千多人，以此作为发展自己势力的基本队伍。公元199年，孙策赶走刘勋，尽得袁术的部众。至此，孙策据有江东六郡之地，即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吴郡、庐江等，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对峙时，孙策想趁机袭击曹操的基地许都，整军待发时，遇刺重创身死，终年二十六岁。
孙策临终时，给孙权佩带印绶，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同时命谋士张昭等辅助孙权。赤壁之战后，孙权与刘备瓜分了荆州。此后孙权重点向岭南发展，公元210年，孙吴的势力扩展到交州地区。第二年，孙权将都城从京口迁至秼陵，后改名建业（今为江苏南京）。
孙吴占据长江中下游，着力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首先是发展农业，由于汉末中原军阀混战，大批人口南移，这不仅给江南增加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另外，孙权也实行屯田，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同时还注重兴修水利。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使江南成为富庶之地。其次是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如丝织、瓷器、盐业、酿酒、制茶等行业都有较大发展。再就是造船和航海业的发展。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是当时造船业的中心，有很大的造船工场。随着造船业的进步，航海业也发达起来，扩大了与海外的联系，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都城建业就是繁荣的商业都会。由此我们知道，孙吴据有江东，对东南地区的开发，为东晋南朝时江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拓展海外发展空间，进行海外贸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推动者。
当时的态势与局面是，北方有曹操把持着，西面有刘备占据着，只有巩固江东，发展江南，积极谋求海外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指挥将士万人渡海寻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台湾岛，而亶洲则是传说中的一个海岛。世代相传当年秦始皇曾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寻找蓬莱仙山及长生仙药，而最终止于亶洲，不再回还。又说此洲世代相承，已有数万户人口，洲上百姓常到会稽买卖布匹。而会稽以东有人航行海上，遭遇风暴时也有随风飘流至亶洲者。当时，陆逊等人进谏孙权，认为现今江东物阜民丰，百姓乐业，足以谋事，不必远涉海外，寻求不毛之地，且万里漂流，风波难测，即有所获，只恐得不偿失。但孙权执意要扩大其影响与势力范围，不听劝谏，仍然派出大量人众远涉大海。寻求结果，亶洲终不可至，而只寻得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而还。孙权的海外策略是除秦始皇以外的另一个皇帝级人物的决策与行动。在当时实施起来的确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孙权当时虽有陆逊等重要将领的劝阻，但改变不了他海外发展的坚定决心。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第三，孙权审时度势，甘受委屈，暂时向曹魏称藩受封，实是深谋远虑的表现。孙权袭夺荆州后，曹操暂时无力南侵，于是上表请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去世，曹丕继其父为魏王。这年冬天，曹丕废汉献帝自主魏国，改元黄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在蜀称帝。孙权已从公安迁至鄂州，后改名武昌。因夺取荆州，擒杀关羽父子，孙权担心刘备大举复仇，且江东形势尚未十分稳固，为防多面受敌，更为将来政权长治久安计，孙权特命诸将深自警戒，不可轻忽职守，一面遣使向魏文帝曹丕称藩，并将关羽所囚的于禁等人送还曹丕。曹魏朝廷上下庆贺，独有刘晔认为，孙权无故求降，必有内急。其前杀关羽，夺荆州，刘备讨伐势在必然。孙权外有强敌，内政不稳，正可趁机袭取。曹丕不以为然，谓孙权已称臣而去讨伐他，只恐天下意欲归顺之辈皆生疑虑，因此不可操之过急。十一月，文帝册封孙权。从而使孙吴政权取得了暂时的稳步平和的内外调整时期。
二、三国领袖人物的正确决策来自哪里
领导者在各项工作中，处于决策地位。决策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决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一支军队甚至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决策水平的高低，也是检验领导者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志。人类的决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就曾经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博学多才，高瞻远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们上面介绍的三国领袖就是这样的人才，是他们创造了赤壁之战，官渡之战这些以小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这些战例充分体现了他们非凡的决策思想。那么，他们是如何决策的呢？
首先是注重调查研究，切实了解情况，收集准确有用的信息与情报。在决策过程中，决策是“流”，情报是“源”。没有情报这个“源”，就没有决策这个“流”。没有情报或情报不准，对决策来说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美国前总统卡特于１９７９年７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和情报工作白宫会”上的书面发言说：“情报象我们呼吸空气一样，是国家资源。精确而有用的情报对国家和个人来说如同氧气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那样必要……情报经常提供必要的活力，它点燃了创造发明的天才的火焰，它帮助人们决策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各种问题。”卡特总统的讲话充分说明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尤其在战争年代，情报工作更为重要，它关系到军队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官渡之战前，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本打算撤退。曹操在得到从袁绍军营投奔过来的许攸的准确情报后，他才立即采取积极措施，火烧乌巢粮库，最后反败为胜，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同样是曹操，在蒋干拜访周瑜，误中周瑜设下的圈套，获取了假情报后，曹操不分析情报的真伪就动刀杀了水军将领蔡瑁、张允。可见情报是基础，基础不实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让聪明过人的曹操也为此后悔不已。
其次，有了情报信息，决策者仍要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如孙权在接到曹操的战书后，就召集各位将领和谋士就这一情况进行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细致地分析形势，最后得出正确的决策，就是联蜀抗曹。我们上文说到了曹操与袁绍相比，有“度胜、谋胜、武胜、德胜”之优势。在《资治通鉴》一书记载中，由四胜变为十胜。这十胜是这样的：“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年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这十胜十败是经过深入分析，反复比较得出的，这种冷静理性的分析对于正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决策的最后阶段，将面临几种意见的决择，几种方案的挑选，往往领导人的水平就体现在这个阶段的某些方面。如刘备在未遇诸葛亮之前，就面临多种选择，即依附曹操、或依附袁术、或自己开辟天地等。曹操在官渡之战中面临“战”与“撤”的选择，孙权在赤壁之战前面临着“战”与“降”的选择。孙权在派人浮海寻求亶洲问题上，遭到了陆逊的极力反对，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这一决策在之后一千余年中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且有远见的决策，这一点真不容易。
三、三国领袖人物决策的特色分析
三国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呼唤英雄产生并为英雄产生及为英雄们演出叱咤风云壮剧准备好广阔舞台的时代。三国领袖们的无数决策故事让我们为之欣喜，为之肃然起敬，成为千古传颂不息的智慧故事。那么，三国领袖人物的决策究竟有哪些特色呢？
首先是它的传奇性。如果是一般的决策，平淡无奇，也就不可能流传至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成为军事指挥家高度智慧超常发挥的典范。如果是以强打弱，以多击少，那就一点传奇也没有。正如《孙子兵法》上说的“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因此，用兵的原则是，拥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它；拥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它；拥有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设法分散它；势均力敌就要设法战胜它；少于敌人就要能摆脱它；不如敌人就要能回避它。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一直坚持硬拼，就势必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孙子兵法》说的是一般的情况。而官渡之战中的曹魏和赤壁之战中的东吴都处于弱小一方，不仅能与强敌抗衡，而且还能取胜，这的确不容易。这不光是人数多少，武器好差，粮食丰足与缺少，更重要的是指挥战争的艺术，如何盘活各种资源，下活自己军队、国家这盘棋，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其次是每个人的决策艺术与个性不一样。曹操既有奸诈、自私、多疑的性格侧面，但同时又有目光远大，志向宏伟，谋略出群，知人善任的雄才大略一面。在扫荡群雄，统一北方，进而为统一全国打下基础等方面的众多决策中能当机立断，确保正确无误，这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做到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书中载陈寿的评语说：“太祖（曹操）远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美化成智慧的化身，他料事如神，能掐会算，呼风唤雨。但历史上的诸葛亮却是个聪明，遇事非常小心谨慎的人，有道是：“孔明一生唯谨慎。”每次决策他都小心翼翼，广泛性征求意见，做到集思广益。虽然是圣人，但毕竟是人，也有犯错的时候，在马谡失去街亭之后，面临曹军紧紧追击之时，诸葛亮用了一着险棋，故作镇静，演出了一出“空成计”，真让人为之捏一把汗。在危机时刻，凭借超人的智慧，最后化险为夷。在危机之时，他没有慌乱，没有逃跑，而是沉着应战，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人员，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而难能可贵的。
相比较来讲，孙权在决策中优柔寡断，较之前二位，则略逊一筹。在“赤壁之战”前，他一直定不下是打是降的决心。如果他能早些定下决心，在战争的准备上可以赢得更多宝贵的时间。当然，孙权比起袁绍来，还是要强上好多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三国领袖的决策，为后代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就是广泛征求意见，不计前嫌，注重决策前的集思广益，反复分析比较。这一点诸葛、曹操、孙权都做得很好。如果他们都如项羽一样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那最后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的命运。
总之，三国领袖人物的决策故事给后人许多有价值的启示，足资借鉴，在现实中如何决策，参考古人的决策经验，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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