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陶行知提出了养成生利人物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受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影响，我国古代社会中长期以来读书人是不敢言“利”的，尽管颜元做了“义利分”转向“义利合”的论证与辨析，清代徽州商人中也有士人从商的潮流，但是大多数教育人与受教育人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避“利”而行。而陶行知受黄炎培之约写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在《教育与职业》1918年第1卷第2期发表此文时，编辑为了缓冲，特意加了个编者按道：“作者所谓‘生利’，当作‘生产’”，但纵观全文，陶行知表达的其实就是“生利”，生有利之人、有利之事、有利之物。由此，陶行知在教育史上突破了旧有观念，将教育与生利紧密联系在一起。
陶行知主张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并未像儒家两千年来深怀忌讳地掉进自私自利陷阱，而是声明职业教育非为生计，而为利群。生计需求的满足是个人的权利，社会需要保障每个人的这一基本权利，但职业教育需要有更高的目标追求。陶行知所说的“生利”，不是指获得个人利益，而是特指“发舒内力以应群需”，即“利群之精神”。以“利群”作为“生利”的价值追求和评判圭臬，“生利之人”非为自私自利去谋求个人温饱生存或奢靡物欲，而是通过为自己生利，而实现为社会和国分享，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建设者。
陶行知认为职业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有“正当之主义”。这也是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和创立后聚焦讨论的关键问题，有人提出，以职业教育解决当时众多人普遍存在的生计问题，把职业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定位为“生活主义”或者“衣食主义”。陶行知认为，这样的“生活主义”失之于“太宽泛”，因为职业是生活的一部分，从属于生活。“衣食主义”又容易让人等同于“学赚钱”，助长“自私之念”。陶行知认为生利既可以是“生有利之物”来“以物利群”，也可以是“生有利之事”来“以事利群”，所以把职业教育定位为“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以养成“生利人物”为主要目的。
为此，陶行知提出职业教师“以生利之经验、学术、教法三者为资格”，“以生利经验为根本之资格”，足资当下职业教育培养、挑选与评估“双师型”教师参考。职业教育学生需要才能、兴味“最适者”，“才能、兴味皆最高则此业为最适；因其最适而选之，则才能足以成事。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性，用当其学，群与我皆食无穷之益矣。故能选最适之业而学者，生大利不难，岂仅生利已哉！”他警告说，学生若“择事不慎，则在校之时，学不能专；出校之后，行非所学”，必然造成学生人生与学校资源的低效与浪费。以上这些观点，更可为当下职业学校招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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