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汉语文明在，就一定有金庸在——从立意格局看，金庸小说有很好的普世价值；从故事趣味性来看，金庸小说甚至高于水浒传，或许今后的教科书上会把金庸作为这个时代武侠小说的标本登载——毫不为过。
世界在变，侠的精神不会变——这就是生命力。
1953年，香港设擂比武，梁羽生应报馆之邀写出《龙虎斗京华》助兴，拉开了新派武俠小说的序幕。两年后方届而立的金庸以《书剑恩仇录》加盟，一出手就给该类小说注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和国家民族命运的主题。1958年，金庸写出《射雕英雄传》，彻底奠定了其在新派武俠作家中的领军地位，该书也被“金学”家们评定为金庸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除布局和场面的恢宏壮观外，《射雕英雄传》的最大特色是成功塑造了不仅为武俠小说也为整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三个人物形象：少数民族领袖成吉思汗，机智女性黄蓉形象，尤其是刚毅木讷的儒者精神化身——郭靖的形象。
争议在于，金庸作品毕竟贴着一张“武侠小说”的标签，就因为这张标签，不仅使得许多抱持正统观念的文化人将金庸视作异类，交臂失之（如李敖对金庸当面声称其从不读武侠小说），而且令相当一部分金庸的读者也只以消遣、游戏的眼光读之（文学本有消遣功能，此眼光单言欣赏，无可厚非，若涉评价，则有不足），而终不觉其与别的武侠小说有何重大区别。同样因为这张标签，许多已对金庸作品刮目相看乃至高度重视的“金迷”及“金学”家们，内心也不免时有惶惑之感，虽确信金庸小说的严肃品格和天才手笔，但对其意义、价值的定位宁可持谨慎态度，既免招来过猛的反弹。
大陆学界对金庸的最高礼遇是：北大授其名誉教授，一群文学博士遴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将其排列第四，浙江大学邀其出任文学院院长。虽然颇遭非议，但学界的总体态度是日趋通达热情。相比之下，文坛倒显得颇为“冷静”，鲜有作家对这位同行的文学成就公开表示意见。假设金庸的确仅仅是一个通俗文学的成功者，其创作并未达到值得刮目相看的境界（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便是如此），那么不屑和冷淡者固然正确，而给予有保留的赞许和荣誉者，也不过爱人之善，不必视同“媚俗”。但反过来，如果金庸的武侠创作居然达到了许多文体“严肃”的作品也远未达到的文学境界，而这些真心诚意呼唤杰作、呼唤中国文学复兴的同胞却视若无睹、拒不承认，那岂不是无意中成了好龙之叶公？即使已给予了友善但不充分的褒扬——不充分便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贬低 ——恐也将终不免于心不安。因此，只要金庸小说哪怕只存在一丝一毫后一种可能性，国人就应当本着耐心和虚心的态度，先不计较其“身份”和“资格”，而直接用衡量高级文艺作品的尺度对其进行一番严格的评判——且不说各人手持的尺度本难尽同，就是尺度本身也有其局限，稍不小心就会弄出“削足适履”的笑话。
以私之见，文艺作品之伟大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中所寄托的创作人格之伟大与否，而创作人格的伟大又包含两个方面：对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文艺各门类，初无高下之分，更无“正宗”之说，日后之所以渐有地位尊卑、影响大小的区别，正是由于伟大的创作人格于其间分布的多寡不均所造成的。 但这决非一成不变，一旦有伟大的作者崛起于冷僻门类，又会改变原有的格局，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
向来武侠小说之所以地位极低，正因为作者虽多皆乌合之众，无一伟大创作人格混迹其间。《水浒》、《三国》初遭文人冷眼，但终登大雅之堂，也是因其创作人格确比当时许多面目模糊的“正宗”诗文来得更加鲜明的缘故。而诗、文能赢得正宗地位，端赖先前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创作人格多数集中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水浒》、《三国》虽压倒当时，却不能胜其先辈，须待《红楼梦》出世，中国古典小说才得以与诗歌真正分庭抗礼。仅以中国古诗为例，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可谓同臻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和艺术表现之伟大，苏轼臻于前者而后者稍逊，曹植、王维臻于后者而前者稍逊，若再吹毛求疵，则陶潜、杜甫于人生宇宙感悟之伟大又稍胜屈原、李白。堪与此四子并列者，戏曲作者中尚无一人，小说家中惟曹雪芹一人。
若用这种眼光来看金庸小说，就会渐渐收起对一般武侠小说的那份轻慢之心，并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在心中涌起越来越强烈的惊奇和赞叹之情。正如那障目的一叶飘去，泰山就会自行出现在眼前，国人也终于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金庸小说都堪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文学奇迹和创作丰碑，它足以激起我们的持久惊叹。
仔细来读，金书里有对各色性格和各样人生的不可思议的丰富描绘，有鬼斧神工般的赋物造型能力，为读者留下了几十个栩栩如生、余味无穷的经典人物形象，在人世体验和艺术想象的广度方面，金庸接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水平；这里有一位阅尽沧桑而又不弃人世的蔼如仁者，对人性之种种高贵、良善、温暖、美丽，体察亲切，各致深情，在中国文学中，不仅自《红楼梦》后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富有理想光辉的人物形象，而且在情感世界的刻画里，还为我们重新展现了唐诗宋词后已日趋罕见的诗情画意的境界；同时还洋溢着由儒释道三家智慧陶养而成的恻怛胸襟和宗教情怀，赞天化育复悲天悯人，一往情深复度迷破执，入世间复超世间，其感人与觉人的深度，求诸西方文学，也只有少数充盈基督精神的作品可与相比，其叙事语言，亦相应呈现出雍容和顺、舒徐蕴藉的风貌，这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应具的气象——能不惜十年之功修改完善已负盛名的旧作，不使其错讹流布人间，其自重、自律、自望，岂是寻常作家可比？至此可大胆作出两个判断：第一，金庸小说，不仅是《红楼梦》之后最好的中国小说，且当属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亦远非西方当代小说可比，而当进入世界最卓越的小说家们的行列。因此它的出现，确凿无疑地标志着中国民族文学创造力正加速复苏。
回顾历史，梁实秋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金庸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登陆内地之后，形成不可思议的阅读浪潮，几乎是“凡有井水处，皆有看金庸者”。九十年代，金庸小说由“俗”变“雅”，其文学价值逐渐被文化界所认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列为文学大师之一，排名第四，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王一川说：“金庸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金庸的作品特点是用通俗的手法表现极深的意义，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却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韵有重新构建，而且作品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
自此以后，金庸作品逐步为大陆文学界所认可，坊间也不断推出各种金庸传记，而央视金庸剧集的播出，更是推波助澜，让金庸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时之间，处处有谈金庸者。一种风格和文体在某个时代的盛行，恰恰说明了那种文体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以及人们渴望解决它们的愿望。金庸小说当作如是观。其后，京城作家王朔对金庸的批判更是火上浇油，王朔批评金庸，原本也无可厚非。就比如莎士比亚，应该称得上大文豪了吧，可他的作品在托尔斯泰看来却一钱不值。但王朔的文章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未看金庸小说（王朔自己说：“《天龙八部》7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二是站在雅文学的角度抨击俗文学。评论金庸小说，首先是看完金庸小说，最起码也要看完金庸的三部代表作《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才有批评的资格，怎么能凭《天龙八部》7本中的第一本，就全盘否定金庸的文学成就呢？许多人认为武侠小说只是通俗文学，金庸小说只是极畅销的通俗文学而已。然而中国传统文学的经典之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最开始时也被当时的文化人认为是俚俗之作，不登大雅之堂。随着时间的流逝，欣赏口味的变化，当初的俚俗作品慢慢地成为文学的经典之作，谁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未来的年代里不能成为经典呢？
金庸小说确实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阅读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
从小说文本来看，金庸确实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金庸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的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与旧武侠小说平庸乏味的文字相比较，金庸小说的语言有其独特之处。它既有传统小说语言的优美、精练、准确、传神等特点，而又流畅易懂，文章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金庸还杂用了各地的方言，借以刻画人物，如吴语的软绵，川语的佶屈，用来无不曲尽其妙，加之还不时杂以诗词韵语，这样从总体来说，就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文学色彩。这种渗透于金庸小说的内在意味使金庸作品超越了武侠小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小说，成为一种文化和哲学现象。
可以大胆作出预测，百年金庸，必将绵延后世，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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