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的成年早期，是指25-34岁这一阶段。事实上，很少有人研究这一阶段的自杀。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如库少雄所说的，确定一组「年轻成人」作为研究对象是比较困难的。

比如说，在25-34岁的人口群体当中，有的人还在读书，有的人已经就业了；有的人仍是单身，有的人孩子好几岁了；有的人事业才刚刚起步，有的人已经获得一定的成就了……

还有就是，他们大多忙于自己的事业与生活，哪有什么兴趣参与自杀研究呢？

虽然说，有关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和自杀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比较少，但一般认为，这一发展阶段的特点是，致力于工作、婚姻、为人父母，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再思考。

生物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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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年早期，对女性而言，经前期综合征和产后抑郁，都可能导致自杀行为。

在每次月经前后，女性的荷尔蒙水平都会发生变化，使女性感到焦虑、抑郁，怀疑自己在这期间的应对能力。同样，在产后出现的荷尔蒙变化，或者说「婴儿忧郁」，也可能导致抑郁、无望之类的痛苦感受。

就目前来看，虽然还没有证据证明，经前期综合征和产后抑郁与自杀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从案例研究中可以发现，的确有女性在月经期间和产后，饱受抑郁及自杀意念的袭扰。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在月经前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她们大多在月经之前犯罪，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在经前期也是最高的。

除经前期综合征和产后抑郁之外，年轻成人所面临的角色变化，也可能引起或加重他们的抑郁情绪。比如说，从学生到就业者、从单身到丈夫或妻子、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

在成年早期，这类角色的转变带来的问题与压力，是抑郁和自杀的危险因素。

此外，有关抑郁的统计数据表明，对许多人来说，成年早期是一个困难时期。过去，抑郁一直是年龄较大的人表现出的一种紊乱，但最近五六十年，抑郁症患者的年龄不断下降。

最新的研究发现，抑郁在20-30岁的人当中比在50-60岁的人当中更加普遍。

心理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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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对青春期之后的发展模式，几乎没有研究；不知为什么？既如此，精神分析我们就跳过了，看看其他流派如何解释成年早期的自杀。

1. 心理社会理论的解释

Vaillant、Levinson和Gould的研究成果，可以加深我们对成年早期的理解。

Vaillant以哈佛大学的一组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纵向研究。其结论是，在成年早期，人们致力于为事业打基础，大多数男性关心的是，如何在自己选择的行业内快速进步。

Vaillant认为，「为事业打基础」，看起来十分稳定，但对年轻成人而言，会面临一个从未遇到过的矛盾——当他们试图在「努力向前」和「扎下根来」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时，常常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个人事业上的发展常常需要挪窝，还可能会牺牲掉许多稳定的关系。

Vaillant指出，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金钱上的收获与社会关系的中断之间的矛盾，是这一阶段心理压力的常见原因。

Levinson在研究了40个年轻的成年男子之后指出，与青春期后期的那些年相比，他们不再致力于解决挣脱父母控制与脱离家庭的问题。

研究显示，在22-28岁之间，人们致力于发展一种成熟的独立感，和对事业、孩子的基本责任；在29-34岁之间，人们开始对自己的责任、义务与所信奉的东西再思考，比如说，对所选择的配偶、工作和生活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其结果可能是离婚、重返学校学习、改变职业，或者重新安排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在Levinson的研究中，大约80%的研究对象称，曾经经历过这一再思考阶段——他称之为「30岁过渡时期」。

Levinson发现，在这一时期，健康的年轻成人，往往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最初的选择上，或者以崭新的面貌投身于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的新事业、新关系；而不太健康的年轻成人，可能无法确定自己的追求、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当发现自己站在人生的中段却没有清晰的人生目标时，他们就可能经历不断增长的压力。

Gould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证实了Levinson指出的成年早期的基本发展任务，并进一步指出，那些正视人生这一阶段，以及其他各个发展阶段的危机，并努力解决问题的人，比那些在人生各个阶段试图回避或逃避主要问题的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可能作出健康的调适。

不难看出，成年早期，是一个充满压力的时期，可能有些人难以应付。

2. 行为主义的解释

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成年早期，人们会继续通过强化与示范的形式来学习。

关于示范的一个事实是，在事业发展初期，那些得到「导师」及时指点的年轻人，比没有得到相应指点的年轻人，要少走许多弯路，经历的挫折也会少很多，能更快地迈向成功。

至于强化，比如收入的增加、地位的提升，对年轻人来说，既是成功的标志，又能增强他们继续努力的信心和实力。

这就意味着，他们通过示范与强化来学习的，除了打拼事业，还有自杀行为。

3. 人本主义的解释

根据马斯洛的观点，年轻的成人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满足其归属与自尊的需要。

当他们恋爱、结婚、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时，其归属的需要便得到了满足。正如一位年轻人所说：「当我感到与她在一起，比与我的父母在一起，更像是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就是我所寻找的女人。」

当他们完成学业，开始工作、挣钱、获得提升，其自尊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

不过，这一阶段的重新思考，可能引起生活意义的丧失、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以及虚假自我的崩溃，并因此自杀。

4. 认知理论的解释

事实证明，在成年早期，有自杀企图的人，普遍缺乏解决问题的技巧，遇到棘手问题就不知所措，可能走绝路。

有关抑郁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年轻成人的抑郁率因此而增高，加大自杀风险。

社会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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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年轻成人自杀的社会因素因男、女性别而存在一些差异：对女性而言，主要的社会危险因素，包括婚姻问题、孩子的出生和家庭的迁移；对男性而言，使他们处于危险边缘的常常是，工作上的问题。

Stephens调查了50位女性（年龄在18-63岁之间，都有过自杀行为）与其男性伴侣之间的关系，发现了四个与自杀相关的问题：一是，「令人窒息的爱」以及自杀女性对爱情关系不现实的愿望；二是，男性伴侣的不贞行为使本来就紧张的两性关系进一步恶化；三是，男性伴侣对女性身体的虐待（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因自杀行为再次遭到男性伴侣拳打脚踢）；四是，男性伴侣对她们的漠不关心和残酷无情（在这项研究当中，2/3的女性的男性伴侣不愿意向她们表达最起码的感情）。

被调查的女性普遍表示，她们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了寂寞、无能为力和低自尊的感觉；这些感觉是严重抑郁的前兆。

此外，孩子可能加大女性的压力，特别是有其他压力存在的情况下。Brown和Harris发现，那些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没有时间外出工作、得不到男性伴侣支持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症。

还有，现代社会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也增强了女性的抑郁——即便流动是自愿的、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

相对而言，工作压力，对男性自杀的影响，就比对女性自杀的影响要大一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因为，社会文化总是要求男性在生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工作上的压力和事业上的失败更容易引起男性的抑郁。事实表明，对那些把自我价值与就业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男性而言，工作上的压力和事业上的失败就意味着自我价值的丧失，这也就成了他们自杀的常见原因。

关于职业地位和自杀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不少，但结论还存在一些争议。

Gibbs和Martin指出，职业地位越高，责任就越大、竞争就越强，因此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而Lampert、Bourque和Kraus研究发现，对所有年龄组而言，职业地位与自杀率是成反比关系的：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的人，比如农民、体力劳动者和服务领域中的工人，他们的自杀率最高；而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的人，比如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自杀率最低。

有人解释说，与较低职业地位相联系的是低收入与低自尊，所以压力更大些。

自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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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年早期，我国的自杀率继续上升，继续表现出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自杀率的独特模式。

此外，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自杀率，农村女性自杀率要高于农村男性自杀率。

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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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杀问题的研究与防治，吴飞指出，中国的自杀问题有其特殊性，不能用西方的精神医学或社会学理论来硬套。

为什么这样讲？首先，西方关于自杀的精神医学假定，自杀者都是有精神疾病的患者，这和中国的自杀者多是一些正常人这样的事实相悖（在中国，疯子、傻子等精神不正常的人，自杀并不常见，也很少成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次，西方关于自杀的社会学理论，往往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这和「中国式自杀」的文化脉络是不同的。

基于这种认识，吴飞认为，中国的自杀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要思考自杀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什么状态；二是，如何在现代的情景下，理解中国人的生死观念。

由此，吴飞提炼出「过日子」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概念，来说明自杀的成因及其防治。

在他看来，国人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日子过得不好，没有再过下去的理由和意义可讲。比如说，在「过日子」的过程中，有些环节出现了纠纷、冤枉、伤及面子、家庭变故等问题，冲击到了正常日子，那么日子也就随时会结束。

因此，预防自杀，只有回到「过日子」的正常生活状态中来。如同吴飞说的，对潜在的自杀者而言，自杀干预的任务不应该仅仅是防止他们患上精神疾病，还应该帮助他们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否则就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

可以看出，自杀防治的根本之道，仍然需要落实到对生命权利的绝对肯定和人文关怀上。

（资料来源：《自杀：理解与应对》，库少雄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著；《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吴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