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领导，处理各种关系，协调各种利益时，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
原则性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能丢失，国家的纲纪伦常不能丢；
灵活性就是在上述基础上，具体处理的方式，方法，力度，节奏等要注意，力求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诉求，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
但是原则性是第一位的，灵活性是第二位的；
灵活性是为了更好的贯彻原则性，而作出的妥协；若没有灵活性，原则性的贯彻可能效果要大打折扣。
但若因为灵活性而要丢失原则性，那么灵活性就是去了凭据，失去了根基，失去了意义。
卢龙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了对朝廷比较恭顺的节度使李载义，并自任留后。
牛僧儒在处理这件事情中，承认了杨志诚做法的合法性，采取了姑息迁就、养虎为患的策略，就是把灵活性摆在第一位，从而丧失了原则性。
资治通鉴唐纪60记载如下：
太和五年（辛亥，公元831年）
春季，正月，庚申（二十一日）
卢龙（幽州）监军奏报：
节度使李载义在球场后院设宴接待朝廷派来的敕使，副兵马使杨志诚乘机和他的党羽喧哗作乱，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又擅自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
太和五年（辛亥，公元八三一年）春，正月，庚申，卢龙监军奏李載義与与敕使宴于球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与其徒呼噪作乱，载义与子正元奔易州。志诚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
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议对策，牛僧孺说：“幽州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一直割据跋扈，实际上已不属于朝廷管辖了。
穆宗皇帝在位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曾经归顺朝廷，然而，朝廷花费了八十万缗钱，却一无所获。
所以，今天杨志诚夺取幽州，和上次李载义夺取一样，不如借此机会安抚杨志诚，让他保卫北方边境，防备奚、契丹的侵扰，而不必计较他们对朝廷的态度。”
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
上召宰相谋之，牛僧孺曰：“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上从之。
李载义从易州奔赴京城，文宗考虑到他曾出兵参予平定横海李同捷叛乱，立有战功，而且一直对朝廷恭敬顺服，二月，壬辰（二十三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兼任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杨志诚为卢龙（幽州）留后。
载义自易州赴京师，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顺，二月，壬辰，以载义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这件事情，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有一段评论很精辟。
臣司马光曰：
过去，圣人顺应天理，体察民情。
知道天下的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设置官吏进行统治；
知道群臣百官之间不能相互指使，所以建置诸侯加以控制；
知道诸侯国之间不能相互顺服，所以设立天子进行统辖。
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
天子对于天下的诸侯各国来说，能够表彰善良而贬斥邪恶，抑制强暴而扶持弱小，禁止暴虐而诛讨叛乱，然后发号施令，天下各地无不顺从。
所以，《诗经》说：“我们圣明的天子，之所以勤勉不懈，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
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辅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李载义是堂堂的节度使，对国家曾立有战功，无罪而被杨志诚无端驱逐，这种不轨行为，作为天子，应当严惩不贷。
如果坐视不问，反而将幽州节度使的职务授予他，那么，藩镇将帅的废立生杀大权就都出于士卒的手，天子虽然高高在上，又有什么用呢！
国家设置藩镇，难道就是让他们擅自据有当地的财赋吗？
像牛僧孺这样的处置办法，不过是姑息藩镇，以求苟且偷安罢了，怎能说是作为国家的宰相而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呢？
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奚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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