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学是这样划分历史的：古典时代、中世纪和近现代。
这种历史划分不是简洁，而是就历史时间所能呈现出来的分野。人类有史以来的时间对比自然的时间不过是一瞬间而已。就例如将宇宙137亿年的时间用24小时的格式表现出来，人类数百万年的故事不过是闪现在夜晚23时56分左右，在23时55分之前的无尽虚空多半得依赖想象和认识才能填充。即便我们现在可能误认为人类有史以来的5000年历史已经足够困扰，但那也只不过是一、两秒钟的事情。
而就在这一、两秒钟的时间里，对于人类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古典时代。那一刻，人类的发展中孕育了一个足以称得上伟大时代。这一点让我想起在阅读《先知中国》中许倬云先生的序言中提及的“轴心时代”。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但这个历史研究的定义还是来自于“事后总结”。如果参照现今世界发展和承接情况，“轴心时代”中影响最大的人类文化突破来自地中海的古希腊。而出现在中国和印度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则渐渐没落。
虽然追寻古典时代的重点将是古希腊，但是这其中我始终认为“泛希腊化”才是理解“轴心时代”的重点。我们不能将古希腊简单的认为就是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到的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半岛，“泛希腊”应包括希腊半岛本土、爱琴海东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南部的克里特岛以及南意大利地区在内的区域。甚至这其中还包括由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自西向东的”希腊化“进程。如果我们将古希腊所在的地理局限在地中海，就无法理解古希腊文化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古希腊文化是爱琴文明的后代，而爱琴文明又分为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古希腊也并非是突兀而来的。
自然是古希腊人的老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只有希腊人首先试图给出理性的理解，试图超越具体个别的现象，进入一般的认识”。这正是希腊思想的特质，也正是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希腊人开启了哲学，也开启了科学。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希腊人中出现了一大批才智卓越的人，而这些人成为了以后科学的鼻祖。在这群突然涌现的灿烂群星中，有早期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格拉、留基伯、德谟克里特，有人文哲学家普罗泰哥拉、高尔吉亚、苏格拉底，有体系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天文学家默冬、欧多克斯、阿克斯塔克、希帕克斯、托勒密，有数学家欧几里德、阿波罗尼、希罗、刁番都，有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有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有地理学家希西塔斯、埃拉托色尼，有生物学家特奥拉斯特。在这一连串的名字中只是其中佼佼者。而希腊文明能得以流传至今，其中依然有不止一条的传承脉络延续至今。而这些人在数千年之前所开始的思考，对于今天的近现代科学而言，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或是问题上，这些希腊人都将最开始的提问留了下来。
正如吴国盛先生在《科学的历程》中提出的那样：“今天所谓的科学，不是一般的自然知识，它是16、17世纪以来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对事物的特定看法、处理问题的特定方法、知识制造的特定机制；它为人类规定了看待自然、研究自然、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在近代欧洲成长起来，但它的根源在希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其发源地就是古希腊。
正如在上文指出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一般，我们习惯上会将其称之为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等名头，但是若是能回到这些大家所身处的时代，可能这一切都是源自“自然”而发生的。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如此复杂的学科分类，对于他们而言，这些知识的发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一是出自“惊异”，纯粹是着“求知”；二是以“闲暇”为条件。希腊人所塑造的社会和制度为这些希腊人的“胡思乱想”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可能诸如泰勒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未曾意识到他们的思考成果将持续影响两千年之久。并在人类社会困惑不前时，为人类的文化突破再次提供动力。
吴国盛先生在讲述科学的历程时，如果只是单纯为科学史立传就过于简单了。在科学史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科学史的背后，就是思维的历史。也同时是思维方式进阶的历史。当我们探讨科学的起源时，就一定要回到古希腊所在古典时代。让我们看看那些现在看起来有些粗糙的思维是如何一步一步启发人与时代的。正因为这些思维和观看世界的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上，始终存在着不一样的选择。而当我们每一次回顾古典时代时，无一不会被这些人和他们的思想所震惊。因为我们会轻易的知道这些思想都不是我们能具备的。那些先贤的问题恐怕都不是我们能提出的。而希腊人给予我们最好的思想提示就是：不断质疑。正如普罗泰哥拉所讲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这一思想出自他的著作《论真理》中。
当我们观看人类历史的时候，人类不理性的时刻永远大于理性占有的时间。理性的光芒似乎就是是不是的昙花一现一般。我们推崇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或许就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还是具备理性时刻的。而且对于任何一种文化而言，都不是无端端衍生出来的，理性同样有发端，有承接，有传承。我们的每一次回顾都试图将我们的理性召唤回来。近现代科学所带来的巨变仍然只是开始，这种巨变不仅仅带来诸神消退，也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困惑。我们推崇科学，不能仅仅推崇科学所带来的成就，而更应该认识到科学的本质是思维方式的转变，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不但会吓到我们自己，也会让我们更为忧虑我们的未来。这一点正如哥白尼的坚信是从自我的恐惧开始的。
《科学的历程》不是一个令人充满愉快的过程，在不断推翻旧识、建立新知的过程中，我们力图让每一个问题得到一个近乎完美的解释。这种努力在古希腊的先哲与先贤们的认识中依然存在。吴国盛先生所阐述的历程中，我想即便贤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曾面对许多的艰难时刻，那一个无比艰难的时刻不是面对无知的群氓的，而是面对提问的自己。这一点苏格拉底在饮下毒芹汁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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