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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句话，说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摆脱多巴胺，追逐内啡肽。不明觉厉，仔细琢磨了下，觉得有些道理。
人的天生禀赋有些差距，但这种差距并不是很大，而最终取得的成就、到达的人生高度却相去甚远。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境遇、运气等外界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有些人走在了追逐多巴胺的路上，有些人走在了追逐内啡肽的路上。路线选择不同，最终到达的终点也就注定不同。
多巴胺和内啡肽到底是何方圣神，又有何不同。外事问Google，内事问度娘。不知道这算什么事，于是我问了一下360。得到的答案是，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脑内分泌物和人的情欲、感觉有关，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
内啡肽是体内自己产生的一类内源性的具有类似吗啡作用肽类物质。这些肽类除具有镇痛功能外，尚具有许多其它生理功能，如调节体温、心血管、呼吸功能。是不是看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感觉和没看差不多。不要着急，我试着掰扯一下，你就明白了。
简而言之，多巴胺和内啡肽都是人体内的两种激素，都能够提供快乐，但两者产生的机理不一样。多巴胺是一种奖励机制，你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比如好吃的、好玩的，多巴胺就分泌一下，让你觉得很爽。内啡肽是一种补偿机制，你坚持做一件事，比如长跑、健身，过程会很痛苦，但过后身体会分泌内啡肽，对你进行补偿，也会让你觉得很爽。
两者的区别在于：多巴胺是一种即时满足，这种爽、快感是比较易得的，玩农药、看个剧、刷抖音，大脑立马就会分泌多巴胺；内啡肽是一种延迟满足，它的分泌是吝啬的，一般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才能获得。
多巴胺是在亢奋的状态下获得，比如黄赌毒；内啡肽在放松和宁静的状态下也能获得，比如瑜伽、冥想。
多巴胺分泌之后一般会急剧下降，人易陷入空虚和焦虑，而要排除这种空虚和焦虑，只有再重复以前的行为。但因为耐受性阀值的提高，要想获得之前一样的多巴胺，必须加大“剂量”，俗称为“上瘾”。
内啡肽分泌后会相对持久，人也会上瘾，比如有过长跑经历的人都会知道，在跑过“极点”之后，一段时间人会觉得神清气爽，这是内啡肽分泌的结果，这种感觉人也是会上瘾的。所以有人一日跑马，终身跑马。
如果把感情之事拿来做个参考，那么多巴胺是瞬间的心动，内啡肽是长久的美好；多巴胺是情人的激情，内啡肽是妻子的安稳。
有人问了，多巴胺让人上瘾，内啡肽也让人上瘾；多巴胺让人现在快乐，内啡肽让人经历痛苦后才快乐。为什么内啡肽就比多巴胺高级，追逐内啡肽的人就比追逐多巴胺的人有出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审视一下“人生”。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讨论“人生”时，是放在一个时间轴里来看待的，没有谁的人生只是一天、只是一会，或者我们评价别人的人生时，只是评价他的一天或是一会。
我们的人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我们在看待和规划人生时，是基于过去，打造现在，憧憬未来。
因为人生是一个时间轴，而不是一个时间点，这就让追逐多巴胺和追逐内啡肽的人从长远来看会产生重大区别。
何哉？追逐多巴胺，因为其产生机理，人必然要做一些不断满足感官的事情，这些事情当下能让自己快乐，但对提升自我却没有益处，有些甚至会损害身心健康，且因为“上瘾”，心为形役，身受其累，难以自拔，遗祸无穷。
追逐内啡肽，因为其产生机理，人必然要做一些需要艰辛付出才会有结果的事情，而这种事情一般对己有益、对他人有价值、对社会有意义。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人的社会竞争力在提高；做成这些事的时候，内啡肽分泌，也会因为“上瘾”形成一种正向加持，使得其继续做新的类似事情，形成良性循环。
经济学有句话，投资是时间维度里的平衡消费。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是今天的消费最大化，也不是明天的消费最大化，而是终身消费的最大化。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刹那的最高幸福，我们追求的是幸福总量的最大化。
追逐多巴胺，就像是消费，满足了现在，获得了快乐，但是从长远来看，因其不可持续，消费总量下降，幸福总量下降；追逐内啡肽，就像是投资，暂时付出，但从长远来看，消费总量上升，幸福总量上升。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实验。研究人员找来数十名儿童，让他们每个人单独呆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有这些儿童爱吃的糖果。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可以马上吃掉，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再吃，这样可以再得到一份糖果作为奖励。结果，大多数的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吃掉了。少数的孩子等到研究人员回来兑现了奖励。这个实验前后有653个孩子参加。研究人员此后数十年跟踪，发现那些能够为获得奖励而等待更久的孩子更加成功。
美国的实验只是道听途说，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研究生同学，住在我宿舍对面。当我们每日在校园击球走马、放鹰逐犬或在宿舍吹牛、斗地主时，他总是早出晚归，一个背包、一个水杯，泡在图书馆或者自习室，三年如一日。我于是给他取了一个外号——“教授”。而如今，他已是名副其实的教授了。前几年，他在他那个领域，连续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排全国第一。广州某高校把他从北京挖了过来，破格聘任为教授。
去年，他还获得了“广州地区十大青年法学家”的称号。把他挖过来的院长有一次当着我们的面说，“你同学是我认为中国法学界里最勤奋的，也是这个领域最有希望的。我对他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他晚上11点前能回家。”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而我在我同学的办公室里，确实是看到了床和被子的。
以我对我同学的了解，他恐怕是没有什么多巴胺的。但是我想，他并不缺少快乐，他在发表每篇学术论文、攻克每个学术难题、完成每次逻辑自洽之后，他也是会感到快乐的，这是一种内啡肽的快乐。这种快乐不见得猛烈，但是绵长，有后劲。
沉迷于多巴胺者，是不懂得追逐内啡肽者的快乐的。他们会觉得那么辛苦，那么无聊，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实际上，追逐内啡肽者，只要渡过了瓶颈、越过了“极点”，后面是不会觉得辛苦、觉得无聊的。他们甚至会觉得忘我、喜乐、平和。这种感觉，可以统称为幸福吧。
有极少部分人，在年少时就和内啡肽做了朋友，其中又有极少数成长为伟人。而大部分人，年少只知多巴胺，中年才懂内啡肽。
年少的时候，在多巴胺的驱使下过活。随着年岁渐长，才慢慢摆脱多巴胺，追逐内啡肽，完成挣脱生物代码、自我觉醒的过程。如此也好，那就让步入中年的我们，把内啡肽搞得多多的，把多巴胺搞得少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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