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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是古人的一首《关山月》，李白的酒醉倒了一千年。醉倒了一千年，古今的，古今的多少——义气和高才，也策马扬鞭，都将要去戍边。
太白也不过一介书生，哪里又能是披坚执锐的人。诺许多，遗留在两军阵前的尸首们，也从不曾会写这样的诗——豪气干云。古来的逻辑历来都若此留得下尸首的留不下名，想要留尸首的只落得名。
国人历来都很文弱，疆场上百战，战战难成功。满朝冠带纸上谈的都是兵，兵兵将将都挡不住北来的风，集体做了雁门关外的魂。古代会写好文章的人是可以做官的，官到最大就成了宰相。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比不得皇帝风光，当好了宰相，却可以流传声名好多代。
这次去延安的路上，在宝塔山下的一片石崖上看到不少摩崖石刻，多是些后人吊古凭今的文字。这些文字中，有关范仲淹的内容最多，也最出彩。范仲淹是古来的名相，文章自然不错，《岳阳楼记》揽足了洞庭湖风光，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长了天下士人的志气。
他主要是写文章的，不过宋军“三川口”一战不利，西夏军队围困了延州七日七夜，朝野震动。老先生心系国家，主动要到西北来统兵。书生带兵有风险，没有行伍经验，弄不好身死沙场还要身败名裂。范仲淹“悲喜两忘”，也没有太在意这些，他讲“先忧后乐”，自己也能身体力行。仁宗康定元年，临危请缨的范学士“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投笔从戎”，没有作战经验，是很多“学士”的坏处；办事认真却是老书生的好处。据说他一到任即整顿军纪，改革军制，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部署。经过夫子的一番操劳，延州一带的军情便有了不少改观，宋朝军队一度的颓败的趋势被暂时遏止住了。
走了范雍来了范希文，西夏兵卒吃过了几次苦，也就知道了新来的知州不好对付，争相告知：“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延州一带拥有了暂时的安宁，后人感念范仲淹的功绩，就在崖上刻了“先忧后乐，出将入相”八个字。同一片山崖上，还有“一韩一范，泰山北斗”八个字。其中的“韩”，说的是韩琦。韩、范同为忠臣又肝胆相照，他们都是不错的书生，当时一起镇守边关，后来一起做到了宰相，共同主持了“庆历新政”，当时的人敬重他们，“韩范”就成了一个词。
韩琦比范仲淹年少十九岁，康定元年二人同时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副使时，早年得志的他也不过三十二岁。当时还踌躇满志的韩琦，一心要和西夏军队决战，一举解决西北边患。但是李元昊的韬略不似“被发左衽”那么简单，西夏的军力也绝非“众不过四五万人”所能概括。少年书生意气用事的结果就是——成就了李元昊的一世英名，断送了数万征人的性命，让夏军“好水川”之战的胜利，成了古今军事史上的佳话。“好水川”之战后，李元昊的兵将们也都变得诗性大发，用上了他们从宋人那里新学的两门手艺——刻石和写诗，在战场周围的峭壁上，留下了“夏竦何其耸，韩琦不足奇，满山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四句刻薄的话。如果换成是宋军获胜，边关的儒将们或许会写出比这好很多的词，刻在延安的这块崖壁上，然后会像范夫子的那首《渔家傲》一样流传到如今。
没有荡平西夏，塞下的一班文武就回到了东京汴梁，塞外的“满山龙虎”照常“被发左衽”在贺兰山下，照常在黄河边放羊，阴山下牧马。“以夏化夷”是圣人的思想，历史上间或有“以夷化夏”的事实。
庆历之后不久，范仲淹，韩琦一干人等纷纷都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华族朝纲的逐渐不振，河西的广袤土地终究没有归入到宋朝版图，倒是驰骋北地的一支又一支游牧民族势力如走马灯般变换着，不断席卷中原。辽以后金，金以后夏，夏以后元，直到有一天华族的男人也都留起了长长的辫子，死活都不想让人剪。
2008年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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