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算不上是历史类书籍中写的最有趣的，但是如果从真正写历史的角度出发，《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严肃历史中写得有趣的一本。这本书也并不是只写这一年发生的事，也没有看出是按照作者所说的“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这个思路，从小处着手来写。相反，这本书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串起了万历年间的一些人、一些事，来重新思考这段历史。
万历皇帝朱钧翊
万历帝：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钧翊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朱钧翊幼时丧父，少时登基，自小受内阁大臣教诲辅佐。曾经的他，也曾想着以一己之身，不负天下苍生。学为君之道，行为君之事，施为君之令，为天下臣民之表率，撑起祖宗留下的大好山河。那时候，他礼贤下士，日日早朝，遵礼法，敬师臣，殚精竭虑。天大旱，他以天子之尊，炎炎夏日，步行远赴南郊神库求雨，心系百姓。
然而，当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是万历皇帝的启蒙之师去世之后，万历开始正式摆脱张居正的影子。一旦坐上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却不再允许任何人质疑自己的权威，权力会让帝王变得冷血。正如《左传》所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对于当时的万历来讲，正是“政由张氏，祭则自己”。
于是，一场关于张居正的清算运动正式开始。随着倒张进入白热化状态，万历才发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成了一个莫大的笑话。那个满口教诲自己节俭爱民的仁师，自己却极尽奢华享乐。那个一心为社稷江山的首辅，自己却大权独断，打压异己。那个热血忠君报国的师友，不过是一张虚伪面具下的冠冕之词。帝王一怒，血流成河。
凡是张居正曾经提出的主张，支持的被贬，执行的被撤，激烈反对的重新被重用。凡是张居正曾经提拔过的官僚，但有牵连都波及其中，反倒是被张居正罢免打压的官僚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一个张居正，已经让朱钧翊开始质疑帝王存在的意义。但是，当他发现所谓张居正的清算，不过是文官集团的又一次权力分配，他的“万历之治”，不过是在文官集团的各种束缚里兜兜转转。
他是九五之尊，却要服从礼教之下。他是帝王身份，却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正如书中所说的“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他不是开国之皇，不过是守国之君。对于此时的国家来说，一切制度已经成熟，只需要遵守。一切法律已经确立，无法再更改。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是逾越，更别提别的。就连他的母亲去世，所谓的隆重追悼，举国皆哀，也不过是一场道德的表演，他早已厌倦了。他既不愿意受文官的钳制，也没有革除礼法的勇气，更不想成为制衡文官的工具，所以，无为而治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生涯内，他不上朝，不赞成，不反对，不出席，不理政。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运转着，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但是暗流涌动下的风雨飘摇，都会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一步步显现。
也许，一个好的皇帝不该站在文官的对立面，而是用制衡之术去平衡各方势力。但是，正如他朱钧翊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在平衡妥协中成为权力的工具，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抗拒，用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长期的罢工，似乎也无可厚非。
首辅张居正：十年新政，以帝王之名行改革之实，心比天高奈何一生心血皆付诸东流。
张居正位居首辅这些年，锐意进取，一心放在富国强兵上，有时候甚至有些独断专行。很多时候常常想，正是那样的一种历史环境，给了张居正一个放手大干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适时帝王尚且年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间久了，人总会难免有些失了敬畏之心，张居正也不例外。
张居正知道，解决国家的很多问题需要依靠文官，却不清楚这个国家存在最大问题的也恰恰是文官。为了提高文官的行政效率和作风，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说白了，就是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在官员任内，规定期限内官员所作所为都要据实记载呈报给内阁。对于当时吏治腐败的大环境下，张居正如此严厉要求，自然是抗拒横生。张居正选择站在了文官的对立面，而手中的权力就是他改革最好的利器。
为了解决赋税繁杂，以物缴税，最终层层剥削，张居正推行“一鞭法”，即所有的税收名目合并，皆以银子缴税。甚至以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按照规定将税收全部缴足，这种不考虑各地实际情况的做法也自然给了文官空前的压力。推行丈量全国土地，但是各辖区的官员都不知道土地有几何。
可以说，张居正的很多改革做法，虽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确实充盈了国库，整顿了吏治。但是站在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甚至以天子之令强制推行自己的改革做法，手段固然强硬，后患也必然无穷。
张居正是改革的烈士，最终的结局是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甚至死后不足两年，就遭到清算。但是纵观他这一生，算不得什么清官，却以一己之力匡扶着岌岌可危的社稷江山，以一己之力推动着帝国朝好的方向迈进，能做到这些于一个臣子来说，仕心已全。
又或许，他早知道以相权压制皇权，不仅会站在文官的对立面，更会站在皇权的对立面，那将是足以毁灭他的力量。但是他还是那样做了，这一点便更令人钦佩。
接班人申时行：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首辅，清醒地看着这一切沉沦却无可奈何。
申时行是个明白人，他并不像张居正那般幻想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国家革新除弊，也没有张居正那样的烈士精神敢站在整个文官的对立面。相反，他比谁都清楚，除非把全部的文官罢免，改为另一种组织，另一种原则，否则身为首辅，只能选择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共同的意志来办事。张居正死后的清算，更让申时行肯定了这一点。
所以，申时行这一生，就是在不断的折中平衡。他能意识到文官一方面遵循礼法教化，另一方面又自私贪婪。所以，在遏制贪污不为和增强道德意志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并不期望文官可以刚正清洁，而是寄希望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思想教化。他能看清张居正改革之法背后，对文官集团造成的威胁，所以他只能一再妥协。
站在文官的立场上，就是站在了道德的高度上。因为对于万历皇帝不愿意束缚在礼教中的强烈渴望，申时行只能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只是他知道如何巧妙的化解调停。此时面对官僚机制的僵化，申时行所能做的只是让它维持下去。
申时行比谁都清楚本朝的政治制度，国家如此下去，国将不国。可是，他却只能如此。很多人觉得他懦弱温和，可是想想当时的局面。若不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该如何统一廷臣的思想意志，又如何取得皇帝的信任？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伦理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对于当时万历皇帝的无为而治，恐怕申时行所能做的，只能是巧妙的利用这种方式，让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制衡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君主以自己的意志为出发点，处理事情掺进个人的爱憎，那样的局面恐怕会更乱。
模范官僚海瑞：活在自己的理想国度里，一身正气用固执成全一生青史。
海瑞是个异类。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的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只可惜，时代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他纵然有牺牲自我的精神，但是榜样本身就代表了少数，甚至潜在的不可能。所以，他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文官所能接受的办事准则。他重视法律，却不能抛开道德礼法。那就意味着海瑞的为官准则只是一种恪守，谈不上什么公平。
海瑞敢于直言上谏，声称“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天下人很久以来都觉得你所做是不正确的了。当万历皇帝发怒要抓住这个人时，身边的人却告诉他，海瑞自知必死无疑，早已准备了一口棺材。这个人是绝不会逃的。
像他这样的行事风格，恐怕纵观历史，都是少数。他循规蹈矩，恪尽职守。他忧国忧民，冒死进谏。他像一个勇者，用自己的执念来捍卫自己的国家，死有何惧？可是，他哪里知道，他说的这些，万历心中比他还清楚。
时代有时代的局限性，不知道该叹海瑞生不逢时还是该叹王朝制度。但是，为人臣子，以死相谏，光是这份风骨就让人肃然起敬。
抗倭将军戚继光：精通政治却不做他用，只求全其功、保其名、卫其国，大丈夫当如是。
明朝不同于汉朝。重文轻武不是四个字这么简单，正如书中所言：“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如果事情弄到需要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至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当时的文官集团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说在万历年间，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由此，对武官的遏制也一样高。比如，就连军队的正常给养、后方勤务都牢牢地掌握在文官手里。毫不夸张的说，武官随意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认为是有背于文官平衡施政的原则。
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戚继光能够抗击倭寇，守护一方国土。难度之大便不是带兵打仗那么简单。戚继光能够从政治阻力中奋起，既可以为一军将帅守天下一方安土，又能够在文官的百般束缚中平衡各方势力，这于一个将领而言才是最难的。
当时军事不受重视，败坏严重。几十人的海寇围绕南京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地，而这里声称驻军十二万。这样焦灼的局面给了戚继光组织军队的机会。同时朝中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也为戚继光压制了文官的不满。最重要的是，戚继光精通政治，知道如何不去触碰整个国家的体制，而是将重点放在军备上。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除倭寇，平部落。俺答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戚继光便将重心转移到防御工程上。虽然后来他和张居正的亲密成了很多文人攻击的导火索，但是一将功成，那些似乎都不再重要。
戚继光的人格官品如何也无争论的必要，在那样的政治制度下，能够守家卫国，别的便无须多说什么，大丈夫当如是。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时间，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
至于《万历十五年》最后写的李贽，太过哲学化，说实话笔者没看懂，在这里就不再妄言了。我们以史看史，方能畏史敬史明史。一个朝代的更迭，因素太多了。君主制度也好，文官集团也罢，将一个朝代的兴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怎么看都风险巨大。制度的好坏并无标准可言，人物的作为也不是好坏可以评判，它存在过，它消亡了，这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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