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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错误的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人

周作人:错误的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人

作者: 蓝橙紫_ritz | 来源:发表于2020-05-18 08:39 被阅读0次

    大多数中国人对周作人没有好感。

    所谓没有好感,意思是“就算觉得不错,也很难真正喜欢”——就像电视剧里常常会出现几张磕碜的脸,就算再怎么风趣幽默,也叫人先倒了胃口——社会学家戈夫曼将之称为“污点”(Stigma),指的是一个人的实际特征与被想象应当拥有的特征之间的差别。人若是沾上了“污名”,想要“洗掉”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如果这个人曾经被想象成伟人的模样。

    周作人正是这样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洗掉自己“污点”的人。

    尽管从老虎桥监狱释放之后的岁月,他始终笔耕不辍。从11月开始为上海《亦报》写稿,一共写了908篇随笔,平均每天一篇,共70多万字;为了生存和呼应党的号召,他不得不靠写鲁迅的回忆散文;在全国上下都在论起袖子大生产时,他潜心伏案做翻译,写诗,心境比任何人都要澄净空明,对于自然之美比任何人都要敏锐;甚至在被抄家的前一天(1966年8月24日),他还在写日记,记着那“蛛丝般的雷雨”。

    他是那样的镇定自若啊,近乎一种与世无争的佛老态度,置世界之变动若罔闻。7·7事变,北平沦陷之后,他整日苦读,或和儿辈们打牌度日。各界人士谴责周作人晚节不忠,认为他背叛国家。艾青甚至写过一首《忏悔吧,周作人》来表达这种情绪。1939年,他的学生甚至开枪行刺他…

    周作人真的是一个缺少民族大义,毫无民族气节之人吗?

    1902年,周作人在水师学堂读书,偶然之间读到了《天演论》,胸口顿时燃起一团激情烈焰——革命!那是一种与“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完全不同的感觉,号召人们要自强、自立、有进取心。和身边的同学们一起,他开始接受这股革命热潮的号召,在日记里讨论政治,写革命诗歌,订阅报纸并辩论,甚至拒考、罢课、退学。1903年,当他来到上海外滩公园,看到那“犬与华人不准入”的牌子之时,民族主义的激情瞬间冲破了临界点。他几乎就要成为一个革命者,完成自己生命中最初,但也是最后的英雄主义。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足足4个月时间将他摁在床上。这期间,他第一次阅读了佛经,,林纾的翻译文学打发了无聊的时间。直到1905年,他才恢复些许精神,可祖父已经病逝,朋友们也走走散散,大哥也已前往日本,仿佛这一切不过京华烟云,如梦如幻,只有那百草园的鸟儿朝夕相处。

    1917年,周作人第一次来到北京,成为北大的一名教员,却正好赶上了最大的一次时代浪潮——“五四运动”的漩涡中心。在这里,他批判旧文学,翻译了大量的伦理学著作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关注性道德与妇女问题,并第一次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号召去实践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生活…他生命中的另一次激情看来就要到了。

    可命运再一次和他开了玩笑,有一场大病袭来,这次是9个月的病榻生活。他开始反思,变得无比敏感;他感到寂寞,大自然的万物——小到苍蝇都可以引起他绵绵思绪。他开始反思自己究竟追求的是“五四运动”中两种思潮——“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哪一种。当他复出的时候,已经可以坦然宣布自己的文学主张——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他相信“五四精神”本质就是“个体的解放与自由”,因此选择了后者;而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恰恰抛弃了后者,走向了阶级文学,为革命服务,即使牺牲艺术也在所不辞。

    从追求“个性自然发展”到“政治麻木”的彻底转变,是周作人发现了那些自由主义同路人所作所为的事实。五卅惨案之后,以及包括李大钊被害等一系列事件深深刺激了周作人,可蔡元培、胡适等人对清党杀戮得支持或无视的态度,以及得知人们纷纷围观女革命者脱光衣服受死时的闲聊,让他忽然觉得中国民族是死有余辜。他开始反思启蒙的意义,反思生命的价值。也在那时起,他回到了最初的美学兴趣上——探寻接近自然的散文艺术,对民俗、对童趣、对神话、对歌谣、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关注更为普遍的人性的追求。此时的周作人已然不再有民族主义的情结。他只想做一个贯彻纯粹美学精神,始终相信并追求“生活之艺术”的人。

    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连性格刚毅如他哥哥也不能。或者说,鲁迅早就看出了这条路的不可行,指出文学启蒙的先决条件并不具备。他们这一代,注定要和民族国家的命运相勾连,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而这样的牺牲,之后还将持续不断地发生。

    “为了现实政治,牺牲艺术自由”在当下已是另一种意涵,甚至成为了一种口号的反面,仿佛任何行为的极致化都成了自由,成了艺术。有人投身艺术的原因甚至就是为了避开政治的束缚,可直到进入之后才发现,自由其实和艺术根本没有关系。自由甚至和权力、金钱、名声等也没有关系。自由其实就是“污点”本身,一个“黑不见底”的世界,却在最表层的那一面展现出绚丽夺目的梦幻。

    在回忆读贾谊的《鵩鸟赋》时,周作人感受到“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他珍惜这种闲适,并转化为勤奋的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政治是他生命中无法避开的浪潮,虽然他曾经试图乘风破浪,却在最后却偏离了诺亚方舟的主航道,一点点驶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

    颇令人玩味的是,鲁迅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读的是弟弟的书,而周作人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读的是哥哥的书。仿佛兄弟俩的人生印刻了我们普通人的正反面,而我们永远只能在某一面稍作停留,然后前往下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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