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素
当我们试图弄清人们研究哲学问题的动机时，我们发现，这些动机一般说来能分为两组，而且它们时常是对立的，并导致非常不同的哲学体系。
这两组动机，一方面是源自宗教与伦理的，另一方面是源自科学的。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是主要对宗教和伦理感兴趣的哲学家的典型，而莱布尼茨、洛克和休谟则代表着科学的一翼。我们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巴克莱和康德身上，两组动机都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赫伯特·斯宾塞自然会被归入科学的哲学家行列；今天，他受到了我们的集体纪念。
正是主要从科学中，他收集了资料，形成了对问题的表述，并引出其方法概念。但是，他的许多作品都明显体现着一种强烈的宗教感；而且正是对伦理问题的投入，使他对进化概念进行了评估——由于整整一代人都已相信这种观念，科学和道德将在硕果累累而又牢不可破的婚姻中被联合起来。
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伦理与宗教的动机已经是哲学进步的一种障碍，而且那些希望发现哲学真理的人现在就应该有意识地将其推到一旁，尽管它们已产生了诸多辉煌且富有想象力的体系。
从起源上看，科学也卷入了类似的动机，而且其进步因此受到了阻碍。我认为，正是从科学而非伦理和宗教中，哲学才会获得其灵感。
但是，哲学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设法把自身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它可以强化科学的最一般结论，而且可以设法把还要更高的一般性和统一性给予这些结论。或者，它可以研究科学的方法，并在作必要的改造之后，设法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其自己特有的领域。因为对暂时想来已被获得的结论的过分专注，许多受到科学鼓舞的哲学已经误入歧途。
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才能有益地从特殊科学领域转移到哲学领域。我所希望引起你注意的，是研究科学问题时已被发现取得成功的某些一般的方法原理应用于哲学问题的可能性与重要性。
受科学的方法指导的哲学与受宗教及伦理思想支配的哲学之间的对立，可以用哲学著作中非常流行的两个概念作为例子来加以阐述；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宇宙概念及善恶概念。
我们期待哲学家告诉我们关于作为整体的宇宙的性质的某种东西，并提供一些让我们感到或乐观或悲观的理由。这两种期待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我相信，“宇宙”概念，就像其词源所揭示的那样，只是前哥白尼天文学的一种残留物；而且我还相信，哲学家将认为乐观与悲观问题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也许除非到了认为不能解决的地步。
在哥白尼以前的日子里，宇宙概念是依据科学而得到辩护的。
天体的日常运行使它们作为一个系统的所有部分被结合到了一起，而地球则是系统的中心。围绕这个表面上的科学事实，人类愿望丛生：希望相信人在大千世界中是重要的，渴望从理论上对大全有一种综合的理解，期待大自然能与我们意气相投。
通过这种方式，一种伦理上受到鼓舞的形而上学体系成长了起来；而且在这个体系中，人类中心说显然得到了天文学中地球中心说的担保。当哥白尼清除这种思想体系的天文学基础时，它已为人所熟知，并已把自身与人的渴望紧密联系了起来，以至于它带着几乎没有减弱的力量继续生存了下来，甚至经受住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且现在依然是绝大多数形而上学体系未被意识到的前提。
世界的统一性是绝大多数形而上学的一个几乎未被讨论过的假定。“实在不仅是一，是自相一致的，而且是由相互限定的诸多部分所构成的一个系统。”——作为一种纯粹的陈词滥调，这样的陈述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我相信，它表明我们没有彻底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世界的表面上的统一性只是一个单独的观众所见之物或一个单独的心灵所领会之物的统一性。
康德的批判哲学，尽管意在强调世界的许多显而易见的特征中的主观成份，然而却把世界自身看作是不可知的，并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主观的表象上，以至于其主观性很快就被遗忘了。由于认为范畴是心灵的产物，批判哲学被其自身的这一认识弄得瘫痪了，并绝望地不再试图摧毁主观歪曲的产物。
毫无疑问，部分说来，它的绝望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或终极的根据。它更不是一种可让我们欢呼的理由，或者说，可让我们设想它本该导致的无知能被正当地换成形而上学之武断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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